中国经济在国际和国内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显示出强劲的弹性,并不断朝着高质量迈进。近几年来,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等收入人群扩大的目标,这也是当今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我国农村,由于长期受到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导致农村居民自身的劳动能力较弱,长期居住在低收入家庭的居民,其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生活态度等都会受到影响,由此陷入“低收入”和代际贫困的恶性循环中,形成社会阶层的固化,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因此,要阻止农民的低收入转移,提高其代际收入的流动性,就成为一种必然之举。鉴于此,本文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将父代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研究了父代结构性和认知性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在我国农村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以及这一关系中社会经济地位和就业方式的中介作用,提出了相关假设并构建了理论模型,然后,选取CHIP2013和CFPS2018数据,综合运用条件代际收入弹性估算法、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法和Probit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父代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都能有效地提高我国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中,研究结果表明父代的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不同性别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父代认知性社会资本只对男性子女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正向影响,对女性子女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无显著影响;其次,父代的结构性社会资本对70、80、90后子女的代际收入流动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不会对80后子女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较强的正向影响;另外,就代际收入的流动模式而言,子代的收入水平从最低层提升到了中等阶层收入,甚至从最低层到中高等收入阶层,父代结构性和认知性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都能够对代际收入的流动性产生正向影响。最后,通过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中介效应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子女的社会经济状况对父代的结构性社会资本与代际收入的流动性有部分中介效应影响。而子代就业方式对代际收入流动性与父代认知性社会资本没有起到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