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的巨大影响,在全球范围内余波未平,各界人士开始深思全球经济飞速增长背后的隐患,越来越多的相关人士开始质疑是应继续享受虚拟经济带来的利润激增与风险共存?亦或是要重新审视实体经济在维持经济稳定方面的巨大作用?面对这一问题,作为实体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的制造业,又一次被推向风口浪尖。世界顶尖的制造强国开始重新思考制造业曾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并希望其能在这次危机中力挽狂澜。鉴于此,我国积极出台“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与德国工业4.0战略、美国制造业回归及日本的再工业化战略相呼应,希望能推动制造业多元化进程。然而,多元化战略的制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制度环境的限制和约束。同时,企业家作为制造业企业治理的核心,扮演者战略决策主体的角色,在战略制定的同时影响着企业的战略偏好。近年来,企业家社会资本为战略决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此背景下,本文致力于研究制度环境对企业多元化经营选择的影响,并将企业家社会资本作为调节变量加入其中。本文研究采用以理论分析为基础,用实证分析进行检验的方法展开论述。选取396家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在相关文献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基于制度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以及社会资本理论,从制度环境的视角出发,将企业家社会资本设定为调节变量,通过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相关性检验以及回归分析的实证方法研究制度环境、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多元化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具体来看,本文主要集中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分析制度环境是否会对制造企业多元化战略制定产生直接影响;第二,分析企业家社会资本是否具有调节效应。通过Stata回归分析发现,制造企业所有制性质对于企业行业多元化的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而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的市场化程度与区域多元化具有负向关系;通过调节效应检验,企业家市场性社会资本对企业外部制度与企业行业多元化战略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家制度性社会资本对内部制度与企业区域多元化战略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基于以上的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制造业企业在制定不同类型的多元化战略时,应重点关注的制度环境也有所差异。行业多元化战略制度应重视企业内部制度,而区域多元化战略应更加关注外部制度;同时,国企与非国企之间企业家社会资本效用的发挥也存在差异,因此,当企业发展需要企业家动用其社会资源时,应考虑到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