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也是双边贸易争端的核心。针对巨额中美贸易逆差和摩擦,奥巴马政府提出通过美国私有部门储蓄率的提高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在贸易格局方面主要体现为美国重返制造中心和贸易保护主义,在金融方面则体现为美元的弱势调整。中美贸易该如何实现“再平衡”?本文以中美贸易失衡(总量和结构)为切入点,试图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中美贸易再平衡问题。第一,从贸易方式和国际分工的角度分析失衡结构背后的原因,在当前全球垂直一体化、生产共享的国际贸易新背景下,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生产网络和跨国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扩大因素,其中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更是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重要决定性来源,而在高新技术行业尤其如此。第二,本文参照国际投入产出表计算以附加值贸易核算的中美双边贸易进出口和贸易差额,发现：计算出的附加值贸易数据基本介于中美两国官方统计的数据之间,从而使得中美贸易逆差呈现向中间收敛的趋势,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美贸易差额,还原中美贸易真实情况,反映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但是在涉及到行业的技术水平方面,以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测算的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比例明显下降,说明虽然中国出口产品中的构成经历了明显的升级过程,但是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上升、积累巨额顺差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有关。第三,本文选取信息通讯技术这一既高度全球化又中美失衡严重的行业为代表,分析该行业内部中国对美出口的显性比较优势、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流动情况以及供给需求状况,并由此引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及其演进变化,得出结论：中美贸易失衡其实是美国与东亚的贸易失衡,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生产的过程中逐渐巩固了自身从事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工序,提供最终产品的地位,也因此承担了东亚与美国的部分贸易失衡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