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是一位对中国新文坛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偶像性”人物,然而学术界对于他在中国的影响研究还很不足。本文试图通过梳理1908—1937年间中国文学界对英国诗人雪莱的译介活动,力图确切地发掘出雪莱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状况,进而探讨这位浪漫的偶像对于中国新文学,尤其是新诗人的多样启发和多重影响——从为诗到为人。论文首先讨论了1919年前中国文坛对雪莱的译介与理解。这以鲁迅和苏曼殊为代表,他们分别看重的是雪莱其人其诗的“摩罗”的反抗性或“温柔”的美感性。同时,南社诗人也开始了对雪莱诗歌的翻译,其翻译虽然以文言的旧体诗为之,仍然为后来雪莱诗歌翻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本。接着本文详细梳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新文学界对雪莱的译介,并比较分析了雪莱诗作中最受新诗人关注而被反复翻译的文本。20年代初期适逢雪莱逝世百年之际,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为主掀起了译介雪莱的高潮,他们的译介活动分别侧重雪莱的社会批判意识或浪漫情怀;20年代中后期雪莱的爱情诗和哀歌等抒情诗成为译介的重点,此时新格律派诗人主导了对雪莱的译介,他们更看重雪莱精湛的诗艺而非其先进的思想,旨在通过雪莱诗的翻译探索白话的诗性潜能。在浪漫主义热潮消退的30年代,新文坛对雪莱的译介渐趋冷寂。作为伟大的西方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契合了当时中国新文人及新青年追求自由和爱情的潮流,因而在被叙述与解读中,他也成为了浪漫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以及价值观念的代表,为不少中国新诗人和更多的新青年追求浪漫理想的爱情和婚姻爱情生活提供了仿效的典范,同时也引起过一些争议。本文最后部分从当时关于雪莱浪漫行为是否道德的讨论入手,进而以郭沫若、徐志摩、吴宓、于赓虞四诗人接受雪莱的影响为典型个案,具体考察了中国新诗人在为诗与为人的各个方面对雪莱的学习与模仿。结语指出,与其他西方诗人相比,雪莱之于20、30年代中国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浪漫诗人,也是一个文化和生活意义上的浪漫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