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因其固有的地缘和能源价值而具有显著的地区和国际影响。革命后，伊朗坚持反美、反以，挑战既定国际体系，因而遭受长期制裁和孤立，其外交政策也常在激进与务实、革命与妥协二元极端之间阶段性摇摆。结果上的得不偿失和表面上的非理性并不能代表外交决策和目标设定上的非理性。　　本文尝试运用历史分析法、国际国内双层互动视角和期望理论等研究工具，还原伊朗外交阶段性调整的国内外背景，从而分析其外交决策的主导驱动因素。经过研究，本文认为：伊朗的外交决策仍然遵循理性原则，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伊斯兰政权，只是由于国内外持续的巨大压力，加之战略资源的有限性，最终表现在结果上未必能达到成本收益的预期计算。伊朗外交行为中的革命性和务实性根源于伊朗高原的地理属性，革命后伊朗阶段性外交调整很大程度上是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演绎和发展。具体在某一阶段内哪一个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决策者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不同认识和预期。一般来说，当决策者认为对政权的威胁多于机遇，出于对失去政权的恐惧将选择强硬抵制既有国际秩序，反之将谨慎支持国家融入国际社会，以扩大国家利益。　　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巴列维王朝的外交实践和教训。第二章分析了革命后巴扎尔甘务实、均衡外交向霍梅尼的狂热外交过渡的背景和原因，讨论了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的构成和伊斯兰革命原则底线的历史影响。第三、四章分别分析、评价了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的的务实主义外交。两伊战争后的国家重建任务使务实性因素重新在伊朗外交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为提升本国的地缘和能源价值，伊朗积极谋求融入冷战后出现的全球化趋势，改善与地区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但是国内民主化趋势和美国反恐的高压态势使政权的伊斯兰属性和国家安全同时受到直接威胁，伊朗外交重新趋于强硬。第五章具体分析了内贾德强硬外交政策的背景、原因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