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时期的重庆，在战略地位和政治地位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全民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使重庆很快由区域文化中心转变为全国文化中心。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社会新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在“战时性”这一特殊方针的指导下得到发展。在抗日战争特殊时期下，报刊的正常发行受到战乱的影响，时常不能按期发稿，但无线电波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优势，能够在第一时间发送消息。广播电台播音员通过直接的声音传达，更富有感染力，更能引导社会舆论朝着有利开展抗日运动的方向上来。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政府两个主要的官方电台—中央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根据抗战进行的时事情况，不断调整方针政策，节目形式多种多样，既照顾国内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民众对信息的诉求，指导民众的生活、生产；同时也需要用外文广播，呼吁英美早日出兵中国，感染爱好和平人士积极支持中华民族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广播事业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官方广播积极鼓舞全民加入抗日救亡的队伍中来，军民联合一心，积极抗击外敌。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敌宣传是比较正面的，本文试图从传播学角度对陪都时期的重庆广播做一个较为系统的概述，阐明国民党政府两大官方电台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此篇文章第1章为绪论，对文章的研究方法、目的、意义以及写论文前做的准备做了说明。第2章概括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广播事业，对重庆的历史做了梳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为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全面抗战的情绪高涨。这时候的重庆，由于国民政府的西迁，重庆一跃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政治战略地位大幅提升。紧接着，国民政府的两大官方电台相继在重庆开始播音，为重庆大众媒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重庆的大众媒介肩负起了战时性的宣传重任，同时，国民政府也颁布相关的政策，都是以服务全民抗战的主题开展，对从业人员的背景审核极为严格。有序的规章制度，也促使国民党在重庆的广播事业有序的进行。第3章着重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广播电台宣传的主要内容。国民政府两大官方广播电台主要有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前者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民积极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入抗日救国的运动，鼓舞前方军队和后方民众心怀取得反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胜利的决心。报道的中心乃是以新闻时事报道为主，争锋相对的时事评论更是直达敌人要害，瓦解敌军的斗志。对外宣传的对象主要是美国及爱好和平的国际友人，外文播音涉及多种语言，旨在向外界传达我国抗战到底的决心以及积极争取美军早日出兵中国，取得反法西斯主义全球性的胜利。用传播学理论解析了抗战时期重庆广播事业的宣传手法。第4章重点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广播的宣传形式与手段。恰当的宣传形式和手段，能够将广播的感染力扩散到最大。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位于重庆的广播在抗战宣传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它积极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新华红色广播电台联合播音，共同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官方电台对日伪电台进行干扰和破坏，将日伪电台给民众带来的精神桎梏和毒害降到最低。同时，国民党广播电台根据实施情况，调节对美宣传方针，游说美军援助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第5章主要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广播的历史作用。肯定了重庆广播在这个特殊时刻所做处的卓越贡献，此段文章主要是从鼓舞士气、传递信息、争取外援三个方面肯定了国民党广播电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6章是结论。前面让读者了解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重庆的广播事业经历的过程，及宣传的策略。虽然在抗战的宣传中过程中，国民党广播电台出现了反共内容，及对日本帝国模凌两可的暧昧态度，但我们仍然要正确认识国民党官方电台在抗战历史中写下的光辉历史，不能以篇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