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进步,数字普惠金融逐渐形成稳定的业态,与此同时,我国商业银行正处于转型升级期,面对金融的科技化与开放化发展,商业银行传统经营模式已经无法与金融市场需求相匹配。在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趋势不可逆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如何融合金融科技,借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实现转型升级成为我国商业银行行业发展的重点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以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影响为重点,明确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路径与程度,对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和商业银行长久发展均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首先以长尾理论、金融中介理论、平台经济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现状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现状,就数字普惠金融与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关系提出相应假设,并构建实证模型进行回归。实证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初期,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以先进的金融技术快速占据市场,并凭借低贷款利率、低门槛和便利性等优势入侵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市场,商业银行业务市场受到巨大冲击下,不少商业银行开始通过风险性投资来维持收益水平,导致信用风险增加。但是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和金融科技企业的监管逐渐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发挥正面效用,金融科技的引入提升了商业银行内部信息管理水平和风险监控能力,有助于降低银行信用风险。数字普惠金融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科技支持程度三个维度上的回归结果显示,覆盖广度和科技支持程度的回归结果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结果一致,而使用深度指数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并且,本研究通过异质性分组回归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类型和不同区域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导致的市场变化不敏感,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均会在较大程度上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负面冲击。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由于金融环境和基础条件较好,市场环境较为稳定,该地区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不容易遭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冲击,而中西部地区由于自身金融条件发展不足,地区商业银行整体规模较小,风向防御能力和盈利能力有限,容易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等外部因素导致市场变化的影响。此外,商业银行净利差在数字普惠金融与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基于实证研究,本文最后从商业银行内部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政策,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商业银行长久持续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