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风险挑战一直存在且日益凸显,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即显得尤为重要。从金融监管改革实践来看,“一委一行两会一局”金融监管格局已成历史,“一委一行一总局一会一局”取而代之,这背后是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体现,也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有效提高监管效率和规范的内在要求。尤其是在面临经济发展“三重压力”的后疫情时代,以新的金融监管体系遏制脱实向虚,管好货币总闸门,防止宏观杠杆率持续快速攀升,实现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的同频提升,进而实现经济质量的提升和数量的合理增长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有鉴于此,本研究将金融监管、宏观杠杆率和金融效率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下,依托于现代金融监管体系,遵循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增强一致性监管的基本精神,加强金融监管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的取向一致性,注重经济金融运行情况对金融监管政策调控的影响,通过熵值法构建2007-2021年金融监管指数衡量中国现代金融监管状况;贯彻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理念,以2007-2021年31个省份为研究样本,运用系统GMM模型对监管在提振金融效率方面的作用进行实证检验,从宏观杠杆率对于金融效率是把“双刃剑”的视角出发,数理推导宏观杠杆率作为金融监管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与金融效率的非线性关系,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不同宏观杠杆率区间下金融监管对金融效率的影响效应,解决如何更好把控金融监管的时度效问题,与金融体制改革一脉相承,是对我国重塑金融监管体系、统筹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的治国理政新方略的进一步丰富;注重金融效率的再优化,统筹区域金融资源,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测算并分解金融效率,分析同一金融监管体系和宏观杠杆率水平区间内各省金融效率差异明显的原因,推动区域金融协调高质量发展。研究发现:第一,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立足现实,借鉴国外金融监管实践经验,不断丰富金融监管理念和手段,不断完善“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内在协调机制,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不断调整与重组,组织体系更趋合理,监管合力逐步增强,有助于金融效率的提升;第二,宏观杠杆率和金融效率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临界值为1.6806;第三,宏观杠杆率在金融监管对金融效率作用过程中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当宏观杠杆率低于1.2458时,宽松的金融监管更有助于金融效率的提升,能够更好的兼顾“稳增长”和“稳杠杆”的目标;当宏观杠杆处于1.2458-2.0788时,对宏观杠杆率要进行适度监管,具体而言宏观杠杆率处于1.2458-1.6806时,要继续“加杠杆”发挥宏观杠杆率对金融效率的促进作用,处于1.6806-2.0788时,进一步精准把握金融监管的时度效将更有助于金融效率的提升;而当宏观杠杆率大于门槛值2.0788时,加强金融监管对效率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强化金融监管,尤其强化宏观杠杆率监管,是保证金融效率提升的重要屏障;第四,我国各省份金融效率整体偏低,在同样的金融监管体系和宏观杠杆率区间下,金融效率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特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导致规模效率受限、技术进步制约与区域性金融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充分发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完善“风险为本”的审慎监管框架;改变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裁判员和运动员一肩挑的监管现状;以金融科技带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做优化金融效率的稳定阀;坚持系统观念,统筹经济政策与其他政策,做金融政策振兴后发展地区助推器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