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传统的时空观念逐渐瓦解,我们的地球仿佛一个小小村落,世界变得空前开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不断深化,我国在中共18大上也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互利共赢已成为人心所向的大趋势。然而在2018年,美国不顾世界人民共同发展、互利共生的意愿,对多个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世界经济与贸易之间的平衡,使各国金融风险增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大大提升。美国和中国作为最大的两大经济体,中美贸易关系如何发展成为世界人民密切关注的重大议题。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扩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持续升高,而我国各次产业在发展中的不均衡以及结构不合理现象不容忽视。为了制定更加合理的贸易政策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在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建立及时、高效、完善的响应机制,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十分必要。本文借助2000年—2019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使用泰尔指数衡量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水平,使用我国各地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来衡量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水平,以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联合发布的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交互项构建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用来衡量中美之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探究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着区域性差异:随着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演进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推动其发展的力度相对较小。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的促进作用,在产业结构基础较好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更为显著,对产业结构基础较薄弱的西部地区影响力度相对较小。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由于各省份的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各地区人力资本储备量有所差别、技术创新能力存在差异、对外开放程度不一、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不等,这些因素不仅会直接影响该省份产业结构升级进程,还在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中起到不可忽视的异质性调节作用。就省份发展异质性因素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的影响而言,当某地区拥有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储备、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较高程度的对外开放水平,就会加快该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演进,但与此同时,具有这些优势的省份,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也将被削弱;而在实证分析中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以及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关系,均无显著影响。就省份异质性因素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影响而言,如果某地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储备、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较高程度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这不仅会直接作用于该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过程,而且随着以上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强化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各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进而间接的推动该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我们要平衡利弊,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控制在合理地范围内;第二,全面落实区域协调发展,加大对产业结构发展落后地区的支持与投入,以功能区为引领,构建区域发展的新格局。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从我国产业结构发展的角度出发,阐述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收集数据建立模型,客观的分析了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产业结构带来的影响,并进一步厘清了区域人力资本储备、技术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程度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在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中的异质性调节作用,这对于政府科学制定政策,缩小不同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推动各地区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