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司法行为如何规范，司法错案如何防范一直都是司法领域的题中之义。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深入发展庭审方式，不断强化合议庭与独任审判员的权力，反而适得其反，在实践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诸如业务素质较低的法官，利用其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审理的案件往往枉法裁判等突出问题。一时间，法官恣意、法官行为不端乃至于法官腐败成为社会各界的众矢之的。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可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共十六大再没有提及法官错案责任追究这个问题。而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指出，“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强调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可见，追究法官错案责任蕴含着司法监督和司法民主的理论与诉求。虽然，在实践中有着诸如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但是不能一概否决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存在。尤其是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宏观语境下，如何评判法官错案责任追究问题的优与劣、如何考量法官错案责任追究的进与退？面对这种状况，首先要先明确法官错案责任到底是什么，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宏大的转型语境中，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我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出现，一定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考量依据应该是一些普适性的价值基础，但是，随着创设时期到如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语境之变迁，“中国语境”是具有本土性的、反衬效应性的，应当成为省视的关键。众所周知，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错案都有着巨大的现实危害性。可见，错误案件在任何社会都不是愿意接受的，无论是在实体上的司法错误，还是在程序上的司法错误。但是，到底法官错案在认知上标准是什么，如何进行界定，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对于当今我国提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型语境中，法治治理是其核心要义。可以说，法官错误案件频繁发生，不仅有着其深层成因，而且对于完善防治机制的也有着更紧迫的任务。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应当存续，这既表征着转型时期我国司法现实运作是否良性，又昭示着转型中时期我国司法制度改良是否合理。因此，法官错案责任追究的价值基础和可行性分析，对于理解法官错案责任应当存在，提供有力的一大支撑。具体而言，从法官错案责任追究的价值基础入手，以权力制约、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两大角度分析其存在的正当性。而对于可行性分析，从语境入手，了解创设法官错案责任追究问题的当时语境，在由语境转化下，对法官错案责任追究问题进行改良。最后，从法官错案责任追究问题的出路提出一定的建议。先探讨并解决其理论困境，再从法官错案责任的问题入手，提出立法上和司法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