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每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早期,农业部门为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物质基础和大量社会劳动力,可以说,农业部门为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式仅仅适用于经济发展初期。在现代工业部门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农业部门仍滞后的条件下,原先高速发展的局面将陷入困境甚至停滞。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正是基于农村和城市均衡和谐发展的基本理论,正确理解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对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受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我国的人口增长一直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模式高速增长,人口规模不断膨胀；而基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我国的可耕地面积较小,且不断受到城市化的侵蚀。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我国人地矛盾开始出现并日益严重,大规模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由此产生,为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奠定了劳动力基础。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原先严格的户籍制度管控逐渐放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愈来愈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均吸引着社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不断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农工潮”开始涌现。在“农工潮”的推动下,现代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经济以举世瞩目的速度维持了将近30年的高速发展,且这种高增长很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但问题在于,这种高增长局面能维持多久?怎样才能更好的维持下去?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解答,其认为随着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现代工业部门提供的劳动力工资将在维持一段时间的固定水平后不断提高,而工资开始变化的临界点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即出现理论模型中反复强调的“刘易斯转折点”。而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将逐步向一体化经济阶段转变,更意味着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必须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做出适当调整,以保障这种转变过程的顺利完成。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本文刚才提出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局面还能持续多久?怎样才能更好的持续下去?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为我国的“农工潮”还能持续多久?(即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会一直延续下去吗?)“农工潮”结束后靠什么来维持目前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即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劳动力资源禀赋消失后,我国经济发展该依靠哪一种资源禀赋?)结合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我们可以肯定的断言我国的“农工潮”现象将会随着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完全转移而终结,即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将是我国目前经济高增长局面的分水岭。必须说明的一点是,这个分水岭并不是指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将由高增长变为低增长甚至负增长,而是指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将从此发生根本性的转折。按照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的解释,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主要由现代工业部门驱动,而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提供源源不绝的物质基础和劳动力条件,此时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廉价劳动力占主导的低成本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基本上已经完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先天禀赋条件已经消失,产业资本开始在现代工业部门起主导作用,同时劳动力工资开始不断上升,客观上要求我们由低成本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走向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科学发展道路,确保社会经济由二元经济成功过渡到一体化经济阶段,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的宏伟目标。2004年珠三角地区“招工难”现象的短暂出现引起了学者们对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的臆想,而随着“招工难”现象逐渐扩散到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甚至劳务输出大省的四川、河南等地,一场关于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讨论的学术盛宴由此展开。“民工荒”替代“民工潮”成为学术界的“新宠”,关于我国是否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学术争论也愈演愈烈。以蔡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我国刘易斯转折点早在2005年左右就已经到来,而刘伟、袁志刚等一批学者却坚持认为我国尚未出现刘易斯转折点。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刘易斯转折点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分水岭,对我国由二元经济成功过渡到一体化经济阶段,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本文将主要研究我国目前是否已经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如果尚未出现,我国将在哪一个时间段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在行文过程中,本文共划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节为绪论部分,分别从选题背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研究意义、主要创新点和不足等四部分入手展开介绍,不仅充分说明了研究刘易斯转折点具有鲜明的时代主题和现实意义,还介绍了本文用来判断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途径和预测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间的方法；第二章节为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部分,在相关概念部分,主要界定了农民工、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刘易斯转折点等概念,特别指明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的界定将直接决定了本文用于测量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方法,并引用刘易斯本人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描述来对其概念进行更为清晰的界定,指出有两个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和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在基础理论部分,以时间为顺序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的发展历程和具体内容作了详细的介绍,并借助图形具体描述了拓展后的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介绍了刘易斯转折点附近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条件的主要变化,特别是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和刘易斯第二转折点附近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情况；第三章节为刘易斯转折点研究现状部分,在这一部分首先介绍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对我国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同时介绍了学者们对于我国是否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这一争议话题的主要焦点,这几个焦点分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人口因素、“民工荒”与工资上涨等四个方面,并分别以这四方面为线索对相关学者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第四章节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吗”,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我国是否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进行判断,根据第三章节文献部分的整理出发,主要从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数量和农民工工资的变化这两个角度对我国是否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进行自己的判断。根据工日计算法计算出2011年我国待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总数是6820.64万人,在对农民工工资变化的研究中得出“与农村居民的收入相比较,农民工工资并没有获得事实上的增长”的结论,而是受益于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据这两方面的分析,本章节得出了我国尚未迎来刘易斯转折点的结论；第五章节为“我国经济离刘易斯转折点有多远?”,主要内容是对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进行预测。首先对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途径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重点分析了人口因素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并以此为突破口,估算出我国将在2020年左右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再以我国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趋势为辅助进行预测,同样估算出我国将在2020年左右迎来刘易斯转折点;第六章节为政策建议部分,点明在刘易斯转折点准备期,我们应该从(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有序市民化；(2)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伐,推动农业科学发展；(3)秉承公平公正原则,大力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4)规范用工制度,塑造良好劳动力市场。综合所有研究过程,本文得出了我国目前尚未出现刘易斯转折点这一结论,同时预测出刘易斯转折点将在2020年左右到来,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做好相应的政策调整和经济转型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