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是在矿产资源采掘过程中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煤炭,由于其独特的物理特性、特殊的地质赋存条件以及在我国能源结构中不可撼动的地位,使得煤矿的矿难事故成为我国资源型行业安全事故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始终是学术界、实业界以及党和政府关注的热点。煤矿生产安全不仅关系到广大职工和周边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国家的能源安全。从我国煤炭行业发展史来看,随着产量的不断攀升,矿难事故死亡人数和百万吨死亡率始终居高不下。上世纪90年代末,煤炭行业逐步开始通过调整矿区布局来优化产业结构,通过组建大型煤炭企业使小矿逐步退出生产领域,从而达到遏制矿难频发的目的。经过十多年不懈努力,随着乡镇煤矿、小煤窑数量和产量的双降,我国矿山安全情况持续好转,2009年百万吨死亡率首次降到1以下。然而,矿难这种社会顽疾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特征：从宏观来看,矿难事态好转但始终遏而不止,且相对西方产煤大国依旧居高不下；从微观来看,近年来重、特大矿难事故的当年死亡人数占比稳中有升：2010-2014年分别为10.1%、10.4%、14.3%、24.6%、24.8%,而且隐瞒矿难、残杀无辜伪造矿难、受贿护黑等问题时有发生,已击穿了社会文明的底线。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国煤矿制度和技术设备层面的防范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基本到位,遏止矿难要转入更深层次的一个新时期,即在巩固成果的基础上更关注煤矿安全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研究工作。通过对国内外安全文化成果和我国矿山安全现状的梳理和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主要存在两点不足：首先,“安全文化”研究中“文化元素”缺失。目前众多研究成果中,安全文化与企业安全文化在学理定义上区别是明显和清晰的,但从实践层面探讨安全文化维度、形成机理、评价方式和建设方式等问题时二者界限模糊,仅局限于企业框架内来探讨安全文化问题,忽视了安全文化、企业安全文化、企业文化的建构者、重塑者以及承受者(矿主、矿工和监管者)作为“文化人”的社会文化本质属性,忽视了它们与其所处语境中的领域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矿业文化、法律文化等)和传统文化间隐性的、动态的、相互建构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理,正是这些“文化元素”的缺失,使得目前“企业安全文化”氛围下的安全评估、安全整改、安全投入、安全文化建设等效果边际化,形成了“讲时重视,建时轻视,忙时忽视”的矿山安全文化现状；其次,“安全文化”研究方式的“自然科学化”。目前对于安全文化的研究,无论是系统性的理论、方法探讨还是局部性的实践对策分析,大多是在自然科学实证主义显微镜下通过“企业文化”与“人”的相互剥离方式来探讨企业安全文化(包括观念文化、制度文化、物态文化和行为文化)与事故率间的关系,均是基于实践定向论从某个历史截面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通常采用将安全文化看作自变量,人因失误看作因变量的实证研究模式来观察、探讨安全心理和行为中的企业安全文化因素。于是乎,矿难事故的发生则被视为了一条以安全文化为起点,人因事故发生为终点的一维事故链,事故链上的关键因素——人的文化社会属性被抛弃。这种自然科学化的文化研究范式,将安全文化视为一个外显的客观因素,由外至内影响着人的心理,决定着人行为的安全与否,忽视了语境的重要性,忽视了煤矿生产从业人员自出生之日起,就处于相同(或相似)的历史、民族、民俗文化和不同的家庭、个人、社会文化交织的意义世界中这样一个事实,忽视了文化刺激意义对于人来说的差异性、动态性和重构性特征,由此得到的量化性成果虽受宠于学界,但在业内的信效度却有待商榷,目前企业安全文化在矿难遏而不止现状当中的力不从心,佐证了该问题的客观存在。本文认为,文化是一个统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宽泛的、核心的概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们不断从其生存的社会文化意向性世界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和资源,因而文化刺激意义和安全心理的多样性、多维性是现实必然,并且二者之间是相互建构关系。安全文化与企业安全文化是一脉相承但又有区别的两组文化体系,前者包容后者,但远远不止于此,应是一个宽泛的、宏观的社会性安全文化概念,并且安全文化不是因安全而文化,而是以文化促安全,蕴含在文化刺激意义之中的安全心理是安全得以矗立的基石,安全文化的生命力需以领域文化、传统文化和企业文化为底蕴和滋养,“安全”中的“人”出了问题,必然是作为“文化人”的文化出了问题,应从更宽泛的视角重新审视“安全文化”中的“文化”,跨越“人为性”研究缺陷,转向“现实性”研究。简言之,目前矿难的研究已出现了人文转向趋势,即将研究视线由技术、制度、经济等“常规”转向了安全文化等“边际”,但仅关注到了安全文化的“自然科学表象”,忽视了“人文科学内涵”,安全文化建设者、重构者和承受者(矿主、矿工和监管者)不可能脱离社会、历史、民俗、法律文化而孤立存在。尤其当下多元文化交融,基尼系数增大,新常态改革浪潮中社会分层及利益需求的多样化趋势和人们思想多元化选择,使得不同语境下不同类型企业中的不同从业人员的心理和行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成为一种客观实在。煤矿从业人员在其生产实践过程中,根据自己需要或一定目的从领域文化、传统文化、企业文化和个性文化中选取对于他们来说具有特定意义的解释来对安全文化进行意义赋予,从而塑成特殊的、个性化的安全文化心理和行为,而这种文化刺激意义作用下产生的安全文化心理,又会反向作用于同语境下不同文化的重构,续而影响后来者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基于以上观点,为了对目前安全文化多元和多样化趋势进行文化范式研究,还原安全文化缔造者、重塑者以及承受者作为“文化人”的生态本质,构建更加亲民、更接地气、更有效率的安全文化价值体系,本文主要完成了如下工作：“边际成因”理论模型构建。目前的企业安全文化中,无论是安全观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还是物态文化都交汇于“文化人”本身,都是以探究“人因失误”为手段,防治“人因事故”为最终目的。因此,我们首先将思维从“企业安全文化”中抽离,用文化心理学的逻辑思维重新审视社会文化语境下文化刺激意义与安全心理的相互建构过程,即以重新解构“人因失误”与“人因事故”间的逻辑关系为切入点,在对国内外事故致因理论、安全心理学、安全文化和文化心理学等相关层面研究成果梳理基础上,将以往浅层、显性和普通的技术、经济、制度等矿难诱因归为“常规原因”,将深层次、隐性和催化矿难的文化刺激意义与安全心理相互建构的语境因素内因定义为“边际成因”,并对建国以来国内矿难事故“常规原因”的研究脉络及不足进行了系统化归类整理,在对“常规原因”与“边际成因”间的关系探讨基础上,论述了“边际成因”理论的内涵、特征、研究方法,构建了基于文化心理学的“边际成因”理论模型,并对“边际成因”与“常规原因”、“社会文化”间的关系及其研究局限性进行了简要论述。“边际成因”理论模型实证研究。本文探讨“边际成因”并不是试图挖掘或证实在“常规原因”之外还存在另一种矿难事故诱因,而是分析“常规原因”的人文社会文化内因,即原因的内因,探讨在“意义赋予→文化心理形成→刺激反应模式(文化行为)选择→实践活动结果→意义赋予”过程中从业人员对安全文化刺激内在固有的解释,并以此为基础表现出来的符合该文化所规定的行为反应模式,通过挖掘“边际成因”,促进“常规原因”的深入研究。因此我们以2009-2013年期间与笔者同文化语境下的曾发生过重、特大矿难事故的五家乡镇煤矿作为研究语境,选取了目前最受学术界所关注的三类“常规原因”(矿主被动安全投入、矿工不安全心理因素以及监管者自主安全监管理念)作为研究对象,来对“边际成因”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具体而言,在第三章利用行为经济学、因子分析法和意义解释学方法,从乡镇煤矿矿业史变迁的动态视角剖析了矿业文化语境下,矿主被动安全投入认知失调过程中企业安全文化与安全投入心理的相互建构过程；第四章,回望现实,以质化和量化相结合的Q方法论为主要手段,利用P样本中矿工、安全员、安监员、瓦检员和高校科研人员原始的、主观性的排序解释内容,客观性的呈现出社会主流文化意义与矿工不安全心理因素间的相互建构过程：第五章,将安全文化边际效应的内因——自主安全监管价值观难以建立和持续,视为矿难“边际成因”之一,即首先在对企业安全文化边际效应解读基础上,构建了多元文化融合语境下的新常态安全文化树形层次结构,并界定了“安全监管”和“安全监管者”概念,然后利用文献研究法对自主安全监管价值观依存的安全监管文化语境进行了国内外横向对比梳理,最后通过对中美两国传统文化孕育下的法律文化价值观差异性比较,分析了我国自主安全监管价值观难以形成和持续性效力低的文化心理内因,对中华儒学文化语境下的法律文化与自主安全监管价值观的相互建构过程进行了诠释。文章最后,提出了煤矿安全文化完善的对策和建议,弥补了安全文化研究方式的不足,希望能引导矿山安全文化自觉,遏止矿难事故的发生,最终实现煤矿生产本质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