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仁”是伦理学说的根本范畴。但阅读《孟子》我们会发现孟子还特别重视“孝”。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孝”是比“仁”更根本的范畴，但他树立了舜大孝的形象，在遇到“孝”与“仁”相冲突的事件时，孟子总是扬孝抑仁，尽力维护孝道。于是我们思考，“孝”与“仁”在孟子的伦理学说中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通过梳理历代学者对《论语》中“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句话的不同解释发现，“孝”与“仁”确实存在难解的关系，学者对何者为本原的问题看法不一。在孟子的学说中，因为对二者几乎同等的重视也致使二者发生冲突。孟子试图通过赋予仁爱“爱有等次”的含义，以及“推恩”学说来融通“孝”与“仁”的关系，从纯理论的角度看，孟子的努力不是很成功，虽然这并不妨碍其学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适用性，因为对二者的同等强调使孟子和墨家的夷之一样不能避免“二本”的难题。以此为基础我们设想以“不忍之心”作为“孝”与“仁”融通的基础，构建起二者的互动关系，“孝”与“仁”相互生成，相互制约，形成一个系统。但这只是纯粹理论上的构思，实行起来则需要人达到很高的境界，如同做到“中庸”一样困难。于是我们进一步追问，“孝”与“仁”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难解的关系呢?究其原因，“孝”是处理血缘亲族关系的伦理范畴，而“仁”涵盖公共关系，家族对个人来说可以是“公”的一面，对社会来说是“私”的一面。于是“孝”可以是自私的行为，从而容易与“仁”发生冲突。那孟子又为何不惜面临处理二者关系的难题而特别重“孝”呢?同为儒家的荀子就不那么重视孝道。我们认为外部的文化环境、政治环境，以及理论内部的重情、重伦理秩序等四个因素是孟子聚焦于孝道的四个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思考，我们会想到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为何唯独中国有孝道而西方没有呢?通过对孝道起源的分析我们发现，亲情与政治的结合是孝道产生的原因，也是“孝”与“仁”在孟子伦理学说中发生冲突的最根本原因。所以，我们认为亲情应该与政治分离，还亲情一份自然与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