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大量实务案例的整理归纳,本文将医疗欺诈行为归纳为三种行为类型,分别为:假治疗骗领医保式医疗欺诈行为、欺骗式诱导就医医疗欺诈行为、行医骗财式医疗欺诈行为。本文分别选取三个经典案例,对其中的争议焦点进行分析。在假治疗骗领医保式医疗欺诈行为中,以博爱医院骗保案为典型,对案例中所涉及行为性质以及责任主体范围等争议问题进行分析。对于行为性质的认定,本文认为应当以诈骗罪对其定罪处罚。对于医院实施的诈骗行为,其内部从业人员是否要承担相应责任这一问题,本文采纳肯定说的观点,对本案中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应当以诈骗罪进行处罚。对整个诈骗行为中辅助人员的责任认定上,本文支持将共同犯罪中的人扩大解释为包括单位在内,即医院与辅助人员构成共同犯罪。在欺骗式诱导就医医疗欺诈行为中,以遵义欧亚医院诱导就医案为典型,对案件中所涉及的行为性质问题进行分析,即在既有欺骗又有胁迫的情形下应当如何对行为人定罪处罚。本文主张通过判断欺骗行为的内容的方式来对欺骗与胁迫共存的取财行为定性,对遵义欧亚医院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在行医骗财式医疗欺诈行为中,以陈新金等人行医诈骗案为典型,对案件中所涉及的罪与罪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认定共同犯罪数额以及被害人自愿求医能否阻却非法行医罪成立等争议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罪名的对比分析,非法行医罪与诈骗罪在特殊情形下可以形成牵连关系,销售假药罪与诈骗罪在特殊情形下可以形成想象竞合。本文坚持运用犯罪总额说这一观点来对共犯数额进行界定,即应当以共犯中犯罪嫌疑人本人参与实施诈骗行为的犯罪总额为标准对其定罪处罚。从非法行医罪的性质、侵害的客体、被害人承诺的内容以及被害人心理状态来看,本文主张被害人承诺不能阻却非法行医罪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