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民族作为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支,在建立都城以前本身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随着契丹民族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契丹统治疆域内的汉族人口也随即增多,汉族人口的增加为契丹民族带来了相对先进的农耕技术与文化,从而极大的带动了辽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契丹民族为了进一步加强统治,其统治者效仿中原定居的方式建立起了第一座都城——辽上京。近年来,基于1962年和2001年两次对辽上京考古勘测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组成联合考古队,重新对辽上京遗址开展发掘工作,在辽上京城内的布局形态、城内建筑、城墙以及城门的结构状况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发现。在近年的考古发掘过程中,首次确认辽上京遗址存在一条东向的轴线,首次从考古学角度印证了辽上京一度朝东的结构布局。这与北宋出使契丹的使臣薛映所提到的:“有昭德、宣政二殿,皆东向。其毡庐亦皆东向”史料记载相吻合。此外,还进一步明确了辽上京宫城的范围,确定辽上京皇城共有城门4座,宫城城门共3处。城市的建设,是该时期人们生活思想状况的浓缩。辽上京的布局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思想文化的影响。因此,本文拟结合考古学理论成果,从辽上京城内的布局规划出发,从中来分析影响辽上京规划的思想文化因素。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本文拟对辽上京范围内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进行分析,从中来探究影响辽上京建立的环境因素;其次,结合近年来对辽上京的考古资料,对辽上京城址的规划布局进行梳理,进而分析近年来考古工作的进展对辽上京产生的新认识,从中来分析辽上京城内布局规划中所蕴含的规划思想。文章综合运用了历史学、考古学及地理学等学科中城市形态研究的理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