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在关联理论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言语反讽作为个案，综合地解释了反讽用法所基于的生成和运作机制以及它可能产生或意欲获得的交际效果，从而充分地揭示了反讽意义的丰富性、功能的多样性以及用法的复杂性。其研究焦点集中在文学文本中的反讽话语的理解上。 以Sperber和Wilson的回声解释论和关联理论的认知语境观为背景，Yus的反讽理解模式是本研究理论框架的核心。回声解释论将言语反讽界定为对先前某种意义的回声式解释，从而传达说者对该话语意义的贬抑性态度。因此，识别言语反讽的关键在于找到话语的回声性和说者对话语所持的贬抑态度。虽然回声解释论较先前的反讽观具有更强的阐释力，但Sperber和Wilson却没有具体说明在实现反讽理解的过程中，听者是如何识别贬抑态度的。作为回声解释论的发展，Yus的反讽理解模式认为语境信息与命题内容所提供的信息之间的某种不相容性突显了说者的贬抑态度，从而帮助听者识别话语的反讽意图。多源语境信息的激活可以加速对反讽话语的识别。Yus将与反讽有关的语境信息分为七类，分别是：1)百科、事实信息；2)互现的客观环境(场景)；3)说者的非言语行为；4)听者具备的有关说者的背景知识：5)相互知信；6)对话中的前序话语；7)语言线索。为了解释反讽理解的各种可能情况，Yus提出了反讽的最佳可及性标准。其核心是：所探察到的不相容性越多，反讽越容易被提取和处理。 本文还进一步用上述理论框架分析文学文本中的反讽话语。关联理论框架回答了说者是如何通过含蓄地表达贬抑态度来产生言语反讽的诗学效果的。为了实现最佳关联，作者必须对读者的语境资源做出判断与推测。而这样的推测必然反映在作者传达信息的方式上。通过含蓄地表达对所回声内容的贬抑态度，反讽者表明她与读者具有一定的同谋程度，即他们分享有关反讽内容的认知语境信息。为了对反讽话语做出最佳相关的理解，读者需要付出努力扩展语境。而额外的处理努力由额外的语境效果作为补偿,表现为各种弱隐含。这便是Sperbet和Wilson所说的诗学效果。其结果是反讽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上述这些观点便为运用关联理论分析文学文本的反讽话语架起了一座桥梁。 本论文的重要研究意义就在于运用上述理论框架对《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话语进行个案研究，并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探讨的是、《傲慢与偏见》反讽话语理解中的多源语境信息的激活。框架中所说的七类与反讽有关的语境信息均能在《傲慢与偏见》中找到例证。对典型实例的关联理论分析清楚地表明多源语境信息的激活是如何促进反讽意图的识别的。论文进而对反讽的最佳可及性标准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对反讽的三类典型情况进行实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语境激活模式是对回声解释论的补益，它不但解释了听者识别贬抑态度的具体过程，还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反讽意图难以识别甚至无法识别的情况。最后本论文对《傲慢与偏见》反讽话语的诗学效果进行深入研究。小说的反讽话语主要产生三种诗学效果：讽刺幽默的诗学效果、令人愉快亲切的诗学效果和警惕性诗学效果。其中讽刺性幽默是奥斯汀最主要的写作风格，其效果也是奥斯汀运用各种文体手段所努力实现的诗学效果。 这些理论探讨和实际应用又能进而导出更深层次的引申。这些引申比如前所述的那些论断更为意义深远。一方面，对《傲慢与偏见》反讽话语的个案研究证明了关联理论框架下的反讽理解模式在文学文本分析中的可行性和强大的阐释力，进而拓宽了关联理论的应用范围；另一方面，该模式也为解读奥斯汀言语反讽艺术的独特魅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而在认知语用学与文学批评结合研究方面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作为文学语用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