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步入“刘易斯拐点”阶段,在“人口红利”消退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诱致性“资本替代劳动”成为要素替代的趋势。本研究基于诱致性变迁理论,构建农户行为决策模型,分析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的理论逻辑和经验事实。为检验理论假说,本研究采用全国9省(区)1056个样本农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OLS估计,探明农户的生产性投资行为决策的机理,验证诱致性变迁理论的解释力。以此得出如下结论:(1)劳动力价格是关键变量,非农就业、弱质化发挥激励作用;工资收入并未发生“收入效应”,而是“务农机会成本”的消极作用;(2)基于农户异质性,呈现不同的要素禀赋、行为能力、比较优势。农地规模、农地确权代表农地禀赋、产权强度,条件越优、强度越大,农业生产性投资倾向越大;(3)引入农业生产特性,发现农业生产季节性导致用工时间不均衡,诱发雇工比机械成本高、监督考核难的问题,使得农户倾向于用“机械替代劳动”。因此,要匹配异质性农户的农地规模,实现“资本替代劳动”的要素结构转换,从而达到农业生产效率最优。进一步讨论,从计量结果可知:一是农户在“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投入最小化”的多目标决策下,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行为;二是农业生产性投资的最优农地规模是100亩左右。在这一临界值,出现“自购机械”和“服务外包”的行为分化。三是农地确权在增加产权强度、激励农户投资预期上,有重要政策内涵。基于上述,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一是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分类扶持农业经营主体;二是激活农业各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三是发展农业新业态,鼓励支持规模化服务供给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