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编导在体验农民工生活的基础上,在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鲜明的农民工意识,进而创作了农民工电影。农民工电影,体现出来的农民工意识主要表现为三种：“报春花”意识、“泥鳅”意识、“向日葵”意识。由这三种农民工意识决定,电影编导塑造农民工形象相应地呈现为三类：“报春花”形象、“泥鳅”形象、“向日葵”形象。进而,根据农民工意识和农民工形象的不同特点,农民工电影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报春花”时期、“泥鳅”时期、“向日葵”时期。塑造“报春花”形象的农民工电影,时间跨度为1984—1994年。电影编导开始确立了表现农民工生活的自觉意识,把农民工现象当作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现象。农民外出打工体现了时代精神,是改革开放以来祖国欣欣向荣的具体表现。农民工向社会报道了时代春天来临的信息。塑造“报春花”的农民工形象,主要表现了勤劳俭朴、锐意进取、淳朴善良、诚恳务实等性格特点,展现农民工满怀希望的精神状态和走出家门创造新生活的胆略。表现报春的喜悦和恋乡情结成为这些电影的主题。塑造“泥鳅”形象的农民工电影,主要集中在1995—2003年,2004年以后也有一些影片。电影编导的农民工意识,主要表现为“泥鳅”意识,即底层意识,尤其以第六代导演表现突出。表现苦难与呼吁正义,成为这些电影的主题。这些电影触及并且反思了社会体制问题,达到了一定的思想高度,成为农民工电影的精品力作。农民工“泥鳅”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了农民工的物质贫困和精神困惑,表现农民工的悲剧命运。思考底层问题,寄予深厚的人文关怀,这些电影具有了普世价值。这些电影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追求纪实美学,表现出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塑造“向日葵”形象的农民工电影,主要集中在2004年以后,1995—2003年也有一些影片。电影编导的农民工意识,主要表现为“向日葵”意识。电影编导着力表现少数农民工的阳光幸福生活,叙说成功人士的成功故事；忽略多数农民工的悲凉境遇。因而,编导的“向日葵”意识开始上扬,观察视点上移。“向日葵”形象的塑造,拔高了农民工的形象,突出了阳光生活,粉饰现实。影片把少数农民工成功者作为镜头关注的重点,表现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荣耀；把中层农民工打扮成平凡的阳光使者,心态淡定乐而忘忧；让底层农民工在极度幻想中超脱现实自我陶醉,或是变成“小资”。表现励志与融合成为这些电影的主题。这些电影,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和电影商业体制的强烈影响,对农民工形象不遗余力地进行改写,报喜不报忧,因而,失落了现实主义精神,产生了严重的真实性问题。农民工电影,具有丰富的人性内涵。农民工电影,讴歌了诚信、仁爱、重义轻利等传统美德,表现了农民工的道德感和责任心；也批判了现代化进程造成人的迷失现象,从而呼唤人性复归。这些思想散见于塑造三类形象的农民工电影中,体现了反思现代性的意蕴。农民工电影,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过程,是中国电影底层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电影创作,具有积极而深远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