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传教士是专门传播宗教教义之人。然而，因某些因缘际遇，晚清时代，尤其是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时期，部分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却在中国开展了长时间、大规模的世俗文化活动，而译介活动(主要是外译中)则始终是贯穿这些文化活动的中心环节。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新教传教士的研究在数量上已不算少，也取得相当丰厚的成果，然而也还有一些美中不足。首先，传教士研究与传教士译介活动研究既有重合部分，也有根本区别。大多数论及新教传教士的著作，要么对他们的译介活动论述十分简略，要么集中在翻译事件和译书内容的陈述，较少深入全面分析译介活动的文学和文化意义。换言之，新教传教士的译介活动至今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这与晚清新教传教士的译介活动的巨大存在与深远影响是不相称的。其次，这些著作对传教士译介活动的论述基本没有考虑翻译概念本身，也就是说，它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还基于传统的翻译观，即把翻译活动默认为纯粹的语言转换活动，即使在专门的翻译史著作里，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同时，翻译史的书写往往套用一般历史书写的观念框架与术语系统，很难将译介活动本身的特点呈现出来。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试图借用当代文化翻译学派，尤其是译介学的一些理论范畴和问题意识，把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期间的新教传教士译介活动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考察；在整理和发掘新旧翻译史料的基础上，采用总体描述与个案分析、史实描述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传教士译介活动发生、发展的原因与具体过程，剖析传教士译介活动的具体策略，从而试图在中西交汇的历史语境中呈现新教传教士译介活动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转变之间常常为人忽视但很重要的联系。 除绪论与结论外，本文共分四章，正文计约17．4万字。第一章主要是对传教士译介活动的史料的梳理，与一般翻译史类似，但本章增加了一般著述中容易忽视的双语字典编纂中的译介情况，不过仅仅是个尝试。从翻译学的角度说，第一章主要解决了“翻译了什么?”的问题。译介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其发起、组织、具体操作到译作的流通、接受等诸环节，都会受制于具体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的制约，因而译作最终的意义与功能都是远非语言转换的技术性表象所能解释的。因此，第二章着重分析了译介动机、译介活动的赞助人、语言文学规范及译者的知识结构对传教士译介活动的总体影响。本章主要解决“为什么翻译?”、“为谁翻译?”及“谁在翻译?”等问题。当然，任何翻译最终都要落实到语言文本转换的具体操作层面上，但具体译介实践中的具体策略往往超越语言因素，而与文本外的文学／化规范、历史传统，甚至政治、意识形态等有紧密联系。总的看来传教士的译介实践体现了典型的创造性叛逆特征，尤其是在小说《百年一觉》的翻译文本中十分明显。这是第三章的主要内容，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译?”。在前三章的基础上，第四章探讨传教士译介活动的思想文化史意义。当然，思想文化有多个侧面，本章选取了三个文化史剖面，即译介新词语所表征的新知识与新观念、传教士译介活动与中国文学变革的联系以及晚清知识界如何利用传教士译介活动的成果并将其挪用为意识形态表达的话语工具。本章也可以说是传教士译介活动的影响研究，但力图展现其“效果史”而不是搜寻其“经过路线”。 通过这几部分的论述，本文希望能说明以下几个问题，或者说在这几方面有所推进： 第一，从译介学角度而不是从一般历史研究的角度，使晚清传教士的译介活动成为一个独立而有意义的研究对象，从而尝试一种不同的翻译史书写模式。 第二，翻译从来不是语言转换那么简单，晚清新教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尤其如此。传教士具有复杂的译介动机，不过最终都指向将中国基督教化这个终极目的。但事实上，传教士并未能完全实现其译介目的，或者说其译介目的与结果之间发生了严重错位，而这种错位一方面生动地体现了翻译活动中的另一种创造性叛逆，即接受者与接受环境的叛逆，另一方面也预示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未来走向的某种可能性。 第三，晚清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多声复义的复杂状况，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新教传教士译介活动的效果史之一。新与旧、中与西、传统与现代这些二元对立的范畴都无法准确概括此一阶段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形态。翻译本身意味着越界，即语言文化之界限，传教士作为一类身份复杂的译者比通常意义上的译者还要跨越更多的界限，包括语言文化上的、地理空间上的，而中西合作翻译的模式使同一翻译过程在外语与汉语、汉语口语与书面语之间两度越界。语言文化、知识观念在越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创造性叛逆，因而那些由译介而来的外域知识和观念在本质上是再造的新元素，也是中国接受者据以想象异域世界的文本空间和勾画未来蓝图的观念框架。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因此具有某种程度的“翻译性”。 第四，晚清知识界一直对翻译问题津津乐道。他们不仅呼吁译书、讨论翻译选材、筹划翻译工程，甚至身体力行。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历史时段，他们赋予翻译不同的功能，将翻译问题与御敌、强国富国及维新变法等社会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从而将翻译问题挪用为一种表达个人或团体之意识形态的工具，具有话语实践的色彩。因此，本文尝试提出了“晚清的翻译话语"这个新命题。但同时认为，如果这个命题能成立，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传教士译介活动所催生的，是后者的一个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