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与章炳麟均出生于1860年代，两位有着姻亲关系的浙江同乡是晚清中国知名报人。本文以两人的报刊活动和报刊言论为重要线索，对其不同历史阶段政治、文化上的激进与保守倾向加以评析和比较。两人的思想演进和差异，显示了过渡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晚清国家和文化危机面前的不同反应。　　在1898年前后的维新时期，汪康年与章炳麟的思想均较为激进。主持《时务报》的汪康年此时提倡“民权”等思想，较之后者更为激进。不过在1900之后，章炳麟转变为一个革命分子，而汪则一直反对革命，将政治希望仍寄托在现政权的改良之上。　　本文认为，在激进方面，如下因素导致了汪康年与章炳麟是否成为革命的支持者。一、种族思想、民族主义的差异。章炳麟自幼受到种族主义思想影响，并在日后得到激发。而汪康年更多的则持国家主义和一种“文化中国”的概念。章和汪代表了华夷关系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显性与隐性的一面;二、在与现政权的关系方面，举人出身的汪康年与现政府关系密切，同时与张之洞等重要官员保持着互动。桀骜的章炳麟没有进入传统的科举体系，不仅相对边缘化，更是遭到政府的多次通缉而多次流亡，并最终在苏报案中入狱。这助推着章炳麟成为一个更加激进的革命者;三、对革命手段的不同理解。汪康年认为破坏容易，建设困难。他反对暴力革命，以避免摇摇欲坠的国家遭受更大的动荡甚至崩溃。章炳麟则认为，革命并非野蛮的民族报复，而是一次中国故国的“光复”，这也是避免中国成为西方奴隶的有效手段。只有通过革命，才能保存中国国粹、延续中国特有的文明。　　在文化方面，汪康年与章炳麟均持保守态度，尤其是在各自的晚年。本文认为，两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诉求。前者的核心是儒家思想的伦理纲常，试图通过维持这种正统的文化，进而维系国家继续存在和发展，在汪康年看来这似乎是个救国救民的良方;章炳麟所欲保守的东西是所谓“国粹”，主要包括语言、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等。此外，章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他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坚持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融合，而发展的核心仍是中国本身。　　此外，汪康年、章炳麟无疑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坚定的捍卫者。不过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顽固守旧者，而是在接触西方后并部分认可外来文明的文化保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