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利率政策的变化往往会给其他国家的经济带来冲击,近年来我国资本账户不断开放,短期跨境资本频繁流动。本文从汇率制度弹性的视角,选择基于外汇市场压力的测度法,测算出了2000年1月至2019年3月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指数。在理论分析部分,首先在拓展的UIP模型上进行延伸,得到了汇率制度弹性、国外利率水平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关系。然后选择利率渠道、汇率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来分析在不同的汇率制度弹性下美国利率政策对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同时对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现状进行分析,梳理了美国利率政策、汇率制度弹性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的直观性相关关系,以及这三个渠道在不同的汇率制度弹性下的表现。在实证分析部分,选取2000年1月至2019年3月的月度数据,首先构建了包括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中美利差、汇率预期、大宗商品市场收益率、汇率制度弹性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得到美国利率政策调整通过利率渠道、汇率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对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途径是畅通的。且这三个渠道中汇率渠道影响剧烈而持久,其次是资产价格渠道,利率渠道影响平缓且持续时间较短。然后进一步将汇率制度弹性作为门限变量,将中美利差、汇率预期、大宗商品市场收益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加入资本账户开放度和全球金融风险指数作为控制变量,构建了门限自回归（TAR）模型来研究不同的汇率制度弹性下,各变量对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不同影响。结果得到汇率制度弹性的门限值为0.3548。当汇率制度弹性大于0.3548时,汇率预期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负向效应会加强,而中美利差和大宗商品市场收益率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正向效应会减弱,且资本账户开放度和全球金融风险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也会减弱。表明汇率制度弹性的提高可以缓解其他因素对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但会通过汇率预期渠道加强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最后本文建议货币当局一方面要提高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合理引导投资者形成稳定的人民币汇率预期,从而让汇率更好地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与管理,运用大数据定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进行评估和分析,有效防范和化解热钱大规模流动风险,从而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