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过去千年未有的沧桑巨变:社会变革迅速，政治局面混乱，国家经济也是极度衰落，普通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华民族存亡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于现实生活需要的迫切呼唤，人们开始寻找一种新的、可以更加直接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改造理论。在近现代中国人引进的西方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尤其特殊。它为国家和民众展现了一条不同与以往社会变革的新道路。于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革命群众手中自救的武器。　　但是，如何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广大革命群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而用来改变破旧中国的现状、创造新世界，是摆在当时中国每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面前的难题。作为一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艾思奇本着“不怕幼稚，只求具体明白”的宗旨，不怕困难，对哲学民族化、大众化道路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他于1935年初写出了影响深远的《大众哲学》。如此写成的《大众哲学》，堪称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它不仅在内容上符合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把哲学道理同民族存亡、大众疾苦、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起来;而且以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语言赢得了无数读者，把抽象的概念和深奥的哲理用通俗易懂的语句表达出来了。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不仅在中国革命最需要科学理论指引的时候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通俗化、大众化;而且也在理论方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使之更加现代化和中国化。它在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中结出了理论创新发展的丰硕“果实”。正如著名学者李公仆所说的那样，《大众哲学》对“新哲学做了一个完整的大纲，从世界观、认识论到方法论，都有浅明的解说。……虽然是通俗化的著作，但也有许多深化的地方，尤其是在认识论方面的解释。”　　《大众哲学》的认识论部分是艾思奇最下力气的部分，也是全书在理论上最有创见的部分。在《大众哲学》的认识论部分，他以“用照相作比喻”、“卓别林和希特勒的分别”、“抬杠的意义”、“由胡桃说起”等为题，分别结合通俗的事例，阐述了唯物主义反映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认识和实践、哲学的党派性等原理。可以说，《大众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原理，尤其是在认识论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它在中国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发挥了列宁关于认识发展道路的思想，初步总结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其研究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定的位置。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甚至与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起，被人称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人们对其理论价值的肯定。　　在中国，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不是第一个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也不是最后一个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与中国其他几位马克思主义者在认识论方面比较起来，艾思奇《大众哲学》中的认识论思想有着自己的特点。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的重要理论来源。其中的认识论思想尤其是关于人类认识总规律的思想，对毛泽东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有很大的启示性。　　艾思奇一生一直从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宣传和教学工作。在他56年的生命中，他曾写过大量的理论文章、哲学讲稿和著作。贯穿其中一直没变的就是，他始终坚持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道路。但是，若仔细研究一下艾思奇哲学作品就不难发现:其早、晚期著作有着不同的特点。就认识论而言，艾思奇建国后编著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较他的早期作品有较大的进步，但也有明显的不足。进步之处在于:后期较早期在理论上更加成熟和全面，论述上更加详细，深度上更有发展，还从方法论的高度来突出理论联系实际的作用和重要性。而不足之处在于:后期较早期多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存在哲学为政治服务的倾向，盲目跟随和过分宣传毛泽东思想导致了理论上出现了一些小错误和偏差。艾思奇早、晚期作品出现这些不同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历史已拉开了大半个世纪的视野，今天再回过头来重新看一下《大众哲学》，也许可以对它作一些客观和真实的评价。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是他一生理论工作迈出的第一步。这一步虽然显得有些幼稚，但却是很重要的、很坚实的一步。它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和发展史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当然，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艾思奇本人思想发展的局限，《大众哲学》也存在着不足。但是瑕不掩瑜。这丝毫不能掩盖其浑身散发的永恒魅力。　　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在探索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遇到了许许多多、复杂多变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只有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解除人们心头的种种困惑，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显示其真理性和不可取代的威力。而目前哲学工作的现状却是:像《大众哲学》那种扎根于活生生现实实践的哲学出现得太少了。哲学工作者面对的问题不是现实中有没有矛盾，而在于敢不敢像艾思奇那样正视现实的矛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决实际难题。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对当前的哲学工作也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