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令人瞩目,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环境污染破坏了生态环境,进而影响公众健康。企业是污染排放最大的市场主体之一,但经济效率与环境保护往往相悖,环境法规要求企业在经济发展与减排节能间取得平衡。2015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施行,被誉为“史上最严”保护法,其实际法律效力和意义仍有待进一步探究。本文将新《环保法》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研究环境规制与外资引入质量之间的关系和作用路径。在资源基础观视角下,外资获取“创新补偿”比内资企业更有优势,既可以从母国研发基地获取先进技术,同时拥有垄断权力,也能通过产品优势拥有更强的融资能力,实现良性循环。在制度理论视角下,为了获取合法性,外资在模仿同构效力之下,其经营行为会得以修正,即对成功企业的模仿会加强企业面对环境规制以实现质量升级的可能性。在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环境规制作为一种“公众知识”,企业遵守环境规制让公众了解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图,有助于外界对企业产生积极的看法,在利益相关者中获取声誉,这被看作是重要的无形资源。外资构建社会系统的核心同样可以用获取合法性解释。政策收紧可能导致企业撤离市场和倒逼升级两个方向的结果,但环境规制是否影响外资撤离时是不确定的。在投资地点的选择上,环境控制成本只是一部分,市场潜力、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等“集聚经济”才是投资者最主要的考量因素。大规模、高效率的企业比起小规模的企业,在看重集聚经济的同时,更有能力减少合规成本,保有原有的市场份额和规模。结合文献和理论分析,本研究发现:新《环保法》可以显著促进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表征的外资质量升级,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显著促进的结论仍然保持稳健。在分样本回归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影响系数高于制造业和采矿业。此外,基于资源基础观、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制度理论三个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影响外资质量升级的作用路径。环境规制可以助推外资通过研发创新和获取声誉无形资源实现质量升级;模仿同构机制对环境规制影响外资质量升级的过程起到了中介作用。本文论证了中国施行严格环境规制政策的合理性,对环境政策的后续部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既要摈弃以环境质量换取经济数量的传统发展方式,也要警惕西方对中国“环保”的无端诟病;既要甄别发达国家淘汰的污染密集型企业,也要重视外资的积极作用;既要引导外资学习行业头部企业,也要因地制宜,帮助企业向清洁密集型升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