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元年（1636年），漠南蒙古诸部向后金皇帝皇太极称臣，这被公认为是蒙古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然而其历史意义并不在1636年，却在1644年，顺治元年。随着清军入关，满族贵族在北京建立大清政权，才决定了漠南蒙古从此将成为中华民族统一疆域的一部分，将受到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将在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体系内发生某些不可预料的变化。这些变化取决于满族皇帝们所受的儒家传统治国方略的教育程度，即他们的汉化程度，以及他们对汉民族的管理政策。　　康熙皇帝的汉化程度是很彻底的，他领悟了儒家统治策略的精髓，即关注民生。他的目光穿越阻隔在百姓与皇帝之间的整个官僚系统，意图将他的“仁”道深达民间，然而他在领悟儒家文化的精髓和实践他意图的过程中以他独特的心灵感受到他的个人探索的艰辛，他用“勉强”二字为自己的辛苦下了定义。辛苦与对辛苦的认识使康熙皇帝的自我意识觉醒，越是要探索儒家人道的精髓，就越是感到自己的力不从心，因此产生对人性的重新认识。他对人性的认识和他对儒家人道的领悟这两者相结合成就了康熙皇帝特有的人道观。他的人道观体现在他一生的统治实践中，即使是对漠南蒙古的治理也不例外。　　康熙皇帝关注民生，他对漠南蒙古的治理就从解决粮食问题入手。他先是将中国古代传统的救荒政策应用于蒙古地区，在长城各口积粮专为蒙古灾年备赈，接着，他针对蒙古人的性情、嗜好等派遣官员到蒙古地区对蒙古人进行教育:因为蒙古人喜欢盗窃，康熙皇帝就派人去宣传“法禁”，进行教育;因为蒙古人懒惰，康熙皇帝就派人教育蒙古人要勤于生计;因为蒙古人不擅于力田，康熙皇帝就派人专门教给耕作、灌溉的方法，此外，康熙皇帝还专门用儒家的统治策略对蒙古贵族进行教育，告诫他们要重视民生，爱养平民。所有的教育内容合起来可称作“教养蒙古”，是康熙朝治理蒙古的一项重要的政策。　　蒙古地区在康熙皇帝的休养生息政策下逐渐显现出生机，而关内、尤其是华北地区汉族人的生存状况则不容乐观。早年的圈地运动以及每年都躲不过的自然灾害使百姓流离失所，饥民遍野，甚至卖妻鬻子以图苟活。当时蒙古地区已经统一到中华帝国内，已经成为中华帝国疆域的一部分，并且长城带水土丰沃，可期开垦获益，于是一些流民或者以“雁行”的方式，或者以移民的方式到关外进行开垦。对于这种情况，康熙皇帝让出关的民人持身份证明，即“印票”，有秩序地到蒙地开垦生繁。发给“印票”是因为当时还不能保证出关的民人都是良民，同时也为了防止出关的民人日后与蒙古人混杂相处难以辨认不便于人口统计，当然也为避免一些尚不可预料的矛盾和危机。康熙皇帝在这时所实施的“印票”制度是完全谨慎的，也是一项符合统治利益的决策。　　有关康熙朝对蒙古的“教养”政策已见诸研究成果，但关于这一政策的来源尚未见研究，特别是将康熙帝关于蒙古的思想、政策与实践结合起来的探讨迄今尚无，这正是本文着手的思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