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一种结构性困境:流动性的释放难以充分进入实体经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难以有效调节企业投资经营需要。基于这样的困境，本文尝试将融资配置过程对国有和民营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纳入到产能周期波动的理论分析框架，探索利率管制、融资偏向和产能失衡的微观基础，并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对利率管制、融资偏向等造成的企业投资非对称效应展开分析，力图将产权异质、产能失衡和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研究从微观领域拓展至宏观领域。
　　这项研究是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对许多内生变量和不同外生冲击的动态模拟，不同货币政策操作的效果差异比较以及对产权异质企业产能利用率不同影响的学术处理。为此，本文将分析视野拓展至财政政策领域和宏观审慎政策领域，试图通过构建基于新凯恩斯主义框架的DSGE模型，模拟不同外生冲击对产权异质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试图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含有金融加速器的多部门DSGE模型，并依据民营企业将房产作为抵押品应对融资非对称效应的现实，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
　　本文有以下主要分析结论:第一，利率管制和融资偏向是导致企业产能过剩和不足的重要原因，放松利率管制和纠正融资偏向是改变这种局面的重要途径;第二，当经济面临技术冲击，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有企业投资，但提高利率水平会紧缩消费，数量型货币政策操作在抑制过度投资和化解产能过剩等方面的效果更好;第三，当经济面临消费偏好冲击，数量型货币政策操作会进一步抑制民营企业投资，加剧民营企业的产能不足问题，而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不仅可以紧缩国有企业投资，而且可以促进民营企业投资，在应对产能的结构性失衡方面效果更好;第四，当经济面临货币政策冲击，增加政府消费可以弥补冲击造成的影响，有效缓解产能过剩问题，增加政府投资虽然在短期形成需求，暂时缓解产能过剩，但最终会形成产能供给，滞后性的产能过剩将更加严重;第五，通过审慎的抵押品政策和资本资产杠杆率监管来稳定经济，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冲基于企业产权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
　　关于第一个分析结论，本文第三章通过对融资可得性在不同产权企业的非对称性分析，讨论了利率管制和融资偏向导致企业产能过剩和不足的形成机制;关于第二、第三个分析结论，本文第四章在对基于企业产权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分别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操作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的效果展开了解说;关于第四个分析结论，本文第五章分析了政府行为对供给和需求的影响，重点讨论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所造成的结构性偏向问题，并对财政政策执行中的掣肘因素进行了研究;关于第五个分析结论，本文第六章依据宏观审慎政策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影响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针对经济出现过热、资产价格膨胀、贷款迅速扩张等情形展开了以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为中心的研究。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通过对我国现状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的，这些结论的论证散见于各章节的交叉之中。客观地说，这些结论在有着可继续探讨分析价值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难以驾驭的内容。为检验这些结论的成色，本文根据模型分析结果进行了国际经验比较，对欧、美、英、日等发达经济体在后危机时代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实践展开比较分析，并检验了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效力，从而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提出了以本文为依据的政策建议和主张。
　　与先前的相关研究相比，本文有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引入异质企业模块，将DSGE建模方法用于分析基于企业产权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VARs方法的缺陷;第二，将产能失衡纳入基于企业产权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分析视野，动态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操作的效果差异;第三，重点研究了宏观审慎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效应，提出采用审慎的抵押品政策与资本资产杠杆率监管相融合来熨平经济波动的主张，是一种解决基于企业产权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政策尝试;第四，研究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在解决基于企业产权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方面的可行性，就政策执行的总体框架构建而言，有着基础理论支撑的分析意义。
　　本文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产权异质、产能失衡和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所展开的研究，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随着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的充分发展，这些问题的机理揭示和实证分析很可能不像本文描述的那样混沌，甚至在某些方面表明本文的不科学，这有待后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