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常道“人生在世”。人如何生活于世界?又如何与万物打交道?这是人生的重大问题,也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在本论文中,人之存在是研究的阿基米德点。从人的存在的一般条件和关系出发,可以发现,人必须从自然界中获得各种资源,并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结成各种社会关系,二者都要通过技术性活动才能实现。因此,技术并非简单的工具,也不是纯粹的人的活动,从其本质来说,它是人的存在方式。同时,人们在获取资源和处理各种关系过程中会遭致种种威胁、危害或损失,此即为风险。风险表征人的存在状态,技术风险是技术直接或间接引起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人本、自然生态和社会三个层面。技术风险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社会最为显著的现象之一。然而,由技术风险引发的生存危机的紧迫性和严峻性与人们对之缺乏系统的哲学反思的状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一些根本性问题还未得到必要的概念澄清和理论阐释,其中比较重要包括：技术定义与技术本质的区别；历史上技术风险及其观念演变状况；作为资源转换器的技术所蕴含的技术风险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对技术风险的解读；技术风险与社会互构关系；由技术风险所引发的社会困境,等等。由于这些问题具有普遍性、根本性和密切的彼此相关性,因此从哲学层面对它们进行正本清源和追根究底的探究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如此,这些问题也就构成了本论文的基本问题域和研究的主要维度。首先,从技术本质出发,技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具有自然性和非(反)自然性、人化和反人化以及社会化和反社会化的属性和特征,它们既是技术风险的本质性根源,又构成技术风险的三大基本类型。在技术的本质当中已经蕴含着种种风险可能。其次,从技术史维度考察了不同时代的技术体系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技术风险及其观念演变。由于不同技术史时期技术体系中的主导技术不同,因而技术自身属性以及对人、自然和社会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对这种差异性的考察可以把握不同技术史时期的技术风险性质、特征和不同时代的技术风险观念。再次,熵增原理最初产生于热力学领域,将此原理推广到技术活动领域,可以发现,不需要耗费资源而能够生产出产品的“第一类技术永动机”是不可能的,技术活动中不带来广义熵增的“第二类技术永动机”也是不可能的。作为资源转化器的技术,在其运行过程中必定会造成广义熵增现象,即有效资源的耗损以及废弃物、污染和混乱的增加。这一原理有助于正确地把握技术风险实质和科学理解工业技术和高新技术的风险真相。第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中的事物总是被各种社会关系所覆盖和包裹,并且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不是物的自然属性而是物的社会属性。只有将技术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通过揭示技术所掩盖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生产关系,才能剖析技术是如何发生异化的,即异化为权力技术和资本技术,成为压迫、剥削、战争等风险的重要根源。第五,风险是社会系统的重要序参量,与历史发展和文明演进具有内在辩证关系。自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及其风险开始成为社会运行与演化的重要中轴和强大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主导着社会组织建构和制度变迁,技术风险镶嵌和运行于现代社会体制和结构之中,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要准确理解风险社会,就必须正确把握现代技术及其风险的社会运行逻辑和机制。继而,论文从三个方面对当今技术时代和风险社会中人类生存状况做出诊断,它们包括：技术性生存和风险性死亡是当代人难以摆脱的现实境遇,技术拜物教和(技术)风险综合症已经成为时代的精神状况,单向度的经济增长和无限度的城市发展将人类拖入到危险困境当中。种种严峻危机揭示了现代技术风险已经贯穿、制约并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几乎全部过程。面对技术及其风险引致的前所未有的重重危机,人们该如何走出困境。显然,单纯的经济主义、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都难以触动生存危机的根底。对技术风险的本质、历史、特征和性状的哲学探究表明,人们要走出风险社会,必须首先突破陈旧的思维方式障碍,澄清和破除种种关于技术及其风险的虚假意识形态,才能有真正的“自决能力”实现从生存方式到生产方式再到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在此基础上,论文根据共生理论提出共生哲学思维和共生技术观念,其意义在于：在技术与人、自然、社会共同组成共生系统中,可以通过不断地改善共生关系和优化共生结构,达到天人技和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