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以“4V”特点区别于传统的数据库概念,不仅改变着社会民众的生活方式、国家经济的运行机制,更是对政府决策以及国家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大数据能够为政府决策赋能。一是大数据的海量数据集合使得“样本等于总量”成为可能,巨大的数据规模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全面客观的数据决策依据,加之大数据来源的多样性的特点能够降低政府决策的片面化,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二是大数据数据处理技术的高速性能够促进政府决策模式由传统的静态、单向的决策过程向动态、交互的决策过程的转变,并且不断通过数据新增以及数据更新将实时动态的决策信息反馈到决策过程当中,实现政府决策过程的连续性、交互性以及决策效果长效性。三是大数据可以通过云计算技术、模型构建等技术挖掘数据信息的相关性,进而可以对决策问题的识别以及决策效果的评估进行科学预测,降低政府决策的不确定性,提高政府决策的稳定性。然而,任何一种新兴事物的出现必然会对社会带来正反两面的影响,大数据的应用除了对政府决策具有积极的正面作用之外,也会对政府决策过程以及决策结果带来潜在风险。大数据应用于政府决策使得政府面临的决策情景更加复杂,增加不确定性发生的概率。因此,研究大数据与国家政府决策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影响,不仅有助于我国政府决策能力的提升、政府决策风险的化解,并且对我国政府数字治理的建设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本文将大数据对政府实现智慧决策的研究分为四部分。一是对大数据与政府决策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将文献综述分为三部分,分别是大数据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机理、大数据应用政府决策的风险以及风险规避。通过文献分析,总结目前研究现状,为后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二是大数据驱动政府智慧决策的风险理论研究。首先构建大数据驱动政府智慧决策的影响机制,分析大数据与政府决策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挖掘智慧决策风险类型以及风险形成的内在逻辑奠定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展开智慧决策的风险研究。结合智慧决策风险的文献总结以及影响机制分析,设计大数据应用政府决策的可能性风险调查问卷,对政府内部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获取决策主体对于政府决策的风险类型认知以及风险敏感度认知,进而提出智慧决策的四种风险类型,分别是法律体制碍风险、数据应用风险、决策主体风险以及基础环境薄弱风险,并对12个风险因素进行深度分析。三是通过实证研究论证本文理论框架的合理性。一方面,通借助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武汉封城”决策为第一案例对政府智慧决策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论证;借助“健康码”应用政策对大数据驱动政府智慧决策的风险类型以及风险因素进行深层次分析。四是以智慧决策风险理论为基础,以案例分析结果为全面分析视角,为智慧决策风险规避对策提供思路,从而提出智慧决策风险规避的四大对策,即人员规避对策、技术规避对策、顶层设计规避对策以及环境规避对策,从而提高大数据背景下政府决策风险的识别与化解能力,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以及政府的合法性,进而提升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