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作为俄国一名伟大的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其对话理论以对于文本的对话性分析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推断的出发点,以话语的对话性本质探究为最终归宿,对人文科学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启迪意义。本文运用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话语对话分析法,以《傲慢与偏见》的原文文本及三个中译本为分析对象,从双声语的翻译问题、译者“声音”的添加、复译的时空对话本质、审美情趣观照下的译者与译文读者对话所导致的译文风格的偏向性和翻译的对话本质等方面进行剖析。第一章探讨文学话语的对话性在翻译中的具体表现,在巴赫金对“双声语”所进行的界定和分类的基础上,探讨双声语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语雷表现形式,如何在翻译过程中辨认双声语及在译文中较好地留存双声语的语言效果。第二章由巴赫金的文本话语的对话性转至人文话语的对话性。首先表现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会添加自己的“声音”,从而形成原文文本所没有的另外一种“双声语”对原文进行损益。此类双声语在译文形式上依然表现为文本上的双声,但此种译者与原文文本对话的精神较原文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对文中角色添加的风味更是一种在人文话语中隐藏的对原文文本的应答。重复翻译是诠释的一种特殊形式。复译者作为重复翻译的操作者,译者以其本人与原文文本的对话为基础,复译活动的诞生往往出于人们对翻译活动自身或对译文的认知不断乃至加速更新的需要:在诠释的过程中存在着对前译本的借鉴乃至“抄袭”,实质上是复译者与前译本对话的结果。生活对话中,语轮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与前后各中文译本出版的时间差相比,不同之处仅在于前者是当面的,后者则只能在出版后的译本上相见。译文异质的译文风格系对话精神所导致的译者受诸多内外要素影响的结果。这也是巴赫金人文话语的对话性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从译者的翻译策略的角度来看,译者在深刻理解原文文本的基础之上,同时受到译文读者的审美情趣等参与“对话”的因素的影响。第三章主要通过对翻译理论研究之“中心论”观点的思考,提出翻译的对话性本质:翻译理论界以往及当前都充斥着纷呈的各类“中心论”,每类“中心论”最终都较为偏激地因排他及过度强调自身而走向极端,但从对话的角度去看,翻译和翻译过程在客观上必然地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对话,而“中心论”所提出的每一个中心及每一次“中心”的转移都历史地表明,“中心论”无法独立承担起翻译研究全部的必然使命。各主体间的对话对翻译各层面都会产生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对话理论跳出“中心”的窠臼,以开放的、未完成的视野去看待翻译活动。翻译活动所能达到的是在一种持续的永未完成的“对话”中使得译文的文本意义在原文文本意义的“束缚”下呈现出丰富的表现形式。翻译活动最终表现出的是不同时代的不同译者以不同的姿态表现原文的状态。整篇论文遵循着文本的话语——文本因素之外的人文的话语——对话理论带给话语本质的借鉴意义这一主线去诠释翻译活动在文本、文化和本质层面上的表现。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分析和例证过程。对话理论使得我们能深入至文本内部,通过上述分析更加看清语言的意义和表达形式。通过对《傲慢与偏见》三种中译本的分析发现。译者往往对文学文本意义的认识还存在着对“双声”意义的把握不足,对复译的创造性程度重视不够,以及对翻译过程中与某些要素“对话”的不自觉。以对话理论的角度去看待上述问题,会有较为明晰和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