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业是经营风险的企业,依靠风险生存,但这并不意味保险业不存在风险,相反它所面临的风险远远大于其他企业,且保险业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和经济的“压舱石”,风险管理不善所带来的问题是十分严峻并且极具扩散性的。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和国际上的大多数保险公司都将发展战略集中在前台业务上,风险管理这样中后台的工作极少得到重视。尽管在这种发展战略的引导下,保险深度和保险广度得到逐年提升,保险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但收益和风险作为公司发展的一体两面,这种发展战略使得保险公司在获得更多利益的同时也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之下。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保险公司的相继破产,给世界敲响了警钟,全球保险业开始充分意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风险管理逐渐成为保险公司战略制定和日常经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保险企业是盈利性企业,在战略选择和日常业务经营上难免会出现“重收益轻风险”的短视行为。因而在提升保险业的风险管理水平上,既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保险公司的引导作用,也要充分认识到保险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在风险防范方面必不可少的作用。为了有效的进行风险防范,各国一直在不断的推进保险业监管政策方面的研究,当前国际上最主流的当属美国和欧洲的监管体系。我国在监管制度的建设上,充分汲取了国际上的先进经验,2003年我国第一套比较完整的监管体系《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发布,首次以偿付能力作为重点指标对保险公司进行监管,所以简称“偿一代”。2016年《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简称“偿二代”）正式取代旧的监管要求,在保险业内全面推行。至此,我国保险领域完成了从“规模导向”到“风险导向”的监管蜕变,拉开了的保险业监管的新篇章。从“偿一代”到“偿二代”的制度变迁,充分考量了我国作为新兴保险市场的发展现状,对保险业面临的各类风险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从而对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相较于“偿一代”,“偿二代”的实施是否提升了寿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水平呢?“偿二代”政策对不同类型寿险公司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性呢?对此,文章通过对比分析了“偿一代”和“偿二代”的制度内容区别,从资产端、负债端和风险管理三个角度,厘清了“偿二代”政策对我国保险业的影响;接着采用我国19家寿险公司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以投资风险和承保风险作为衡量指标,回归分析了“偿二代”的政策有效性;最后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偿二代”政策对不同规模、所有权性质、盈利能力和再保比例的寿险公司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偿二代”的实施对我国寿险公司的风险管理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有效抑制了风险的上升趋势;“偿二代”政策对不同规模大小、所有权性质和再保比例的寿险公司均存在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在:承保风险方面:在规模分组下,相对于大型寿险公司而言,中小型寿险公司的承保风险下降的更多,即中小型寿险公司受到的政策冲击更大;在所有权性质分组下,相对于外资寿险公司而言,中资寿险公司的承保风险下降的更少,即中资寿险公司受到的政策冲击更小;在再保比例分组下,相较于再保比例低的寿险公司,再保险比例高的寿险公司下降的程度更大,即再保险比例高的寿险公司受到的政策冲击更大。投资风险方面:相比大型寿险公司而言,中小型寿险公司的投资风险下降的更少,但对所有权性质和盈利能力不同的寿险公司而言,“偿二代”政策的异质性影响并不明显。论文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定量分析,反映了“偿二代”监管政策对保险公司风险管理的实际调控效应,以及“偿二代”政策对不同类型寿险公司的影响异质性,为监管部门进行政策优化以及寿险公司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具体建议为:监管部门方面要更多的将寿险公司的差异化因素纳入监管框架,积极采用定向调控手段和配套政策,以制定更全面的风险管理制度,但制度内容的设定不能局限在一味的抑制风险水平而忽视了保险业的经营效益和资金运用效率,此外,还要进一步完善新兴市场特点下的系统性风险监管制度,并确保所获取数据的真实性;寿险公司方面要努力找到特色化的发展道路,加强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以适应监管要求,并主动调整发展策略,进行事先风险防范。只有这样,监管部门才能更好的掌控各个寿险公司的风险状况,寿险公司也能努力实现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这对整个保险行业的茁壮成长乃至国家经济的稳定运行都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