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的提出旨在为贫困人口、低收入人群、小微企业等被排斥在传统金融服务之外的弱势群体提供成本合理、可持续、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手机等智能终端的普及,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得以快速发展并广泛渗透、深度融入普惠金融业务链条,数字普惠金融实践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学术界有关数字普惠金融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较为有限,并且关于“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间的作用关系”的观点并不统一。基于此,本文旨在研究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首先,本文对普惠金融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及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比较了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业务特点。本文认为,数字技术赋能的数字普惠金融相较于传统普惠金融,在扩大金融服务覆盖人群的范围、降低获取金融服务所需的成本以及控制风险等方面具备先天优势。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得出了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假设。然而,数字普惠金融被提出的时间较晚,一些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在当地的发展难以得到保障。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实证模型以检验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采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法（GPCA）构建了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传统普惠金融指数,引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沿用了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思路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采用全国层面面板数据、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进行了回归。此外,考虑到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可能为非线性关系,本文利用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皆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对于各个区域的促进效应存在地区差异性:传统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于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在中部地区存在单一门槛,越过门槛值后,促进作用减弱。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皆存在促进作用,在东、中部地区存在单一门槛值,越过门槛值后,促进作用加强。上述结论表明,东部地区应继续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中部地区应该加快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的进程,西部地区应该加强对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以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增长。最后,本文从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法律法规等方面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