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邻避抗争成为我国城市环境抗争的重要类型。邻避意指“别在我家后院”,是由台湾学者根据NIMBY意译而成。邻避抗争虽以反对一些具有公益性但不受欢迎的公共设施所引起,但其在国内的出现却反映了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那么,中国式邻避抗争的成因为何?既存的决策机制与相关制度为何未能有效化解邻避情结?以及如何寻得制度有效性的实现机制?本文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抗争事件为案例,考察各行为主体的策略互动过程,进而通过广州与北京两地邻避抗争事件的比较,探讨中国式邻避抗争的成因。本文认为,业主阶层等社会力量的兴起,政府封闭的决策过程与碎片化的回应策略,公众对政府专家决策机制的信任危机,这是促使当前国内邻避抗争频发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进一步寻找邻避抗争的制度性影响因素,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不成熟、利益补偿机制的缺失、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问题以及司法救济制度的缺位。公民参与和信息公开的不足造成了前述的信任危机,体制内沟通申诉渠道的闭塞则使得民众采取制度外抗争行为。最后,本文通过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认为制度有效性的实现依赖于公正有效的程序、清晰合理的政府角色以及广泛的公民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