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创建照搬了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成果,这不仅表现在教育制度上,还表现在大学使用的教材上。民国初期,本土大学大范围的引进和使用外文教材,以致于外文理科教材在大学课堂中所占比例均达到80%以上,其中外文物理学教材的比例则高达95%以上。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大范围的使用外文教材引起了教育学家们的反思,自1930年代起,本土学者开展了一场编译中文大学教材的活动,其中物理学教材的编译成为重点之一。大学物理教材的编译有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首先,编译活动受到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文化民族主义是“五四”时期一种重要的文化思潮,文化民族主义者强调中西方的差异性,反对一味地抄袭、模仿西方的文明成果,提倡利用西方文化中与中国传统相通的元素来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发展,这一思潮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其次,编译活动受到了“新教育中国化”的影响。新教育是相对中国传统教育而言的,是指从欧美和日本模仿来的教育。1920年代中后期,在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批教育家开始根据具体国情改造和完善新教育,以使其更加适用于中国。在实践过程中,教育家们逐渐意识到编译中文教材对新教育“中国化”的重要意义。最后,编译活动还受到了中国物理学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民国建立以后,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物理学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1930年代编译大学物理教材的直接原因之一。物理学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使得大范围使用外文教材的弊端日渐凸显,同时大批专业物理学人才的培养也为之后大学物理教材的编译提供了可能性。实际上自民国建立伊始,科学社团和大学就为编译大学物理教材做了各种的努力。名词是编译教材的基础,名词不统一,教材的编译就困难重重。自1920年代始,由科学名词审查会组织、中国科学社主导的物理学名词审查工作逐步展开,为国内物理学名词的统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此同时,许多大学以教授自编中文讲义为基础,出版了多套中文教科丛书,其中还包括不少物理教材;一些科学社团出于普及科学、交流学术的目的,也编译了许多物理教材。由于大学和科学社团之间缺乏联合,加之经费不足,这些教材收效甚微。然而,大学和科学社团的编译活动为之后教材的大规模编译活动奠定了重要基础。1931年,蔡元培提出“国化教科书”问题,教材的编译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1933年,中国物理学会在国民政府的支持和组织下,完成了物理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为编译物理教材扫清了一大障碍;不久,商务印书馆邀请国内专家组成“大学丛书委员会”,编写制定“大学丛书目录”,有组织、有计划地编译大学物理教材,并出版20余种著作;在商务印书馆的影响下,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民营出版社也开始组织专家有计划地编译“大学用书”,并出版22种著作,这些丛书中的物理教材不仅改变了当时大学教材的使用结构,加速了大学教科书的规范化建设,而且增强了本土大学的竞争力,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普及,还为物理学在中国的普及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民营出版社主导的物理教材编译活动逐渐陷入困境,难以继续维持;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对教材的管控范围逐渐由中小学教育扩大至高等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开始介入大学教材的编译。自1940年起,为编译大学教材,教育部首先颁布了各学院选修与必修科目,统一了混乱繁杂的高校课程设置,紧接着又组织专家成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全面负责大学教材的采集、编辑和审查工作。1941年,由教育部主导编译的“部定大学用书”开始出版,其中物理学著作有16种;而隶属于国民党的出版机构——正中书局也编译出版了一套“大学用书”,其中物理学著作有8种。这两套丛书及其中的物理教材延续了民营出版社的教材编译活动,改善了当时大学物理教材的使用情况,也为推动中国物理学术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民国时期大学物理教材的编译不仅加速了物理名词的统一,提高了物理学的研究水平,而且推动了物理学高等教育的进步,强化了近代物理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程度,并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教育和科研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教材编译过程中存在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争、多样化与标准化之争对现当代大学教材的编译也提供了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