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无配偶的两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登记结婚而组成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共同生活伴侣关系者，构成本文所讨论的非婚同居。“非婚同居”这一中性、客观的表述得来不易。长期以来，该问题要么被学术界简化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弥散在传统议题的宏大叙事中，要么被以往的婚姻家庭立法冠以“非法同居”之名，或将其与“事实婚姻”划等号。但随着非法同居的称谓被取消，事实婚姻的认定范围也不断缩减，我国法律对于非婚同居关系“不保护、不干预、不惩罚”的漠视态度正式形成。社会现实的变化引发了人们对非婚同居法律问题的关注，相关法律的适用困境也凸显了学术研究的价值和立法改进的意义。非婚同居法律制度的构建涉及人身关系、财产关系、亲子关系三大板块以及内部效力和外部效力两个层面，其价值取向的确立、立法模式的选择与具体制度的设计都离不开对我国同居实践的考察和对域外立法经验的借鉴。在我国未来的非婚同居立法中，区别对待与价值中立原则、尊重自治原则、公平正义原则以及保护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应成为权利义务设置的价值取向；“区别于婚姻的事实同居”模式应成为现阶段的模式选择；仅对与共同生活密切相关的人身关系作出规范应作为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以“分别所有制为基础、共同所有制为例外”的同居财产制以及“原则上否定、条件上限制”的有限救助制度应成为法律调整非婚同居财产关系的规制重点；改进婚生推定制度和保障所有子女平等的法律地位应成为同居立法与亲子法改革的共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