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1年世界发现第一例艾滋病例起,艾滋病受到了社会越来越全面的关注,曾经一度在全世界蔓延的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束手无策现在逐渐演变成井井有条的治疗、救助与支持。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和国家对艾滋病防治投入的加大,我国各基层政府和医疗团体对艾滋病进行了医学、心理学、公共卫生学等方面的定量研究,多数研究将艾滋病患者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作为一个异质群体展开研究,忽视了艾滋病患者实际上与社会保持共生关系的现实,较少运用质性研究法从艾滋病患者社会支持网的结构性关系和资源为切入点展开研究。本文以社会共生为研究背景,通过进入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的安居镇和均川镇参与观察,对关键知情人和艾滋病患者进行个案访谈,分析了随州两镇艾滋病患者从社区内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支持到形成“国际社会—我国政府—社区组织—社区—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的过程,将社会支持视为多元结构体系,即一个复杂的共生系统,层层剖析共生视野下的社会支持网的可行性。全文以社会共生论为研究背景,承认社会支持的本质是一种共生关系,在此基础上以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本理论为理论工具,在借鉴社会资本理论的同时排除等级制分析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削弱,细致分析了随州两镇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支持网的构建,批判了个人决定论和利润最大化假设的不足,造就出一个共生的社会支持模型,即以“我们的”家为理想模型的社会支持网。研究的目的一方面希望从社会共生论的角度重新构建救助艾滋病患者的社区支持网,验证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可行性,以此优化艾滋病患者与各社会群体的共生关系;另一方面,希望为其他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可参考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乃至世界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性化进程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