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海峡两岸的历史书写中，醒狮派均以“反共”著称：大陆方面侧重对其“反共”劣迹的揭露与批判，台湾方面则盛赞其为“反共先驱”。这两种政治意味甚浓的论述方式，都夸大了“反共”在醒狮派思想与行动中所占的分量，而忽略了醒狮派的其他面貌。本文通过研究醒狮派“反共”之外的思想，增进学术界对于醒狮派的认知。　　 本文的研究旨趣不在于全面考察醒狮派的思想，而是选取以往研究尚未解决的三个问题作为研究重点。全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从现代性的视野研究醒狮派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思想界“东方文化救世论”的流行，是促使醒狮派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主要原因；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以及新文化派所提倡的“西化”论，是刺激醒狮派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直接原因。在醒狮派看来，“传统”并不是一个绝对同质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西化论全盘反传统的观点是不可理解的。醒狮派虽然接受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接受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融合。醒狮派指出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内在缺陷，并据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意义做出了合理的阐释，西化论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被动承受是不能赞同的。总的来说，醒狮派对西方现代性持一种且迎且拒的复杂态度。这种复杂态度是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普遍具有的。　　 第二章考察醒狮派的学术成就。留学欧洲期间，李璜和余家菊都受到了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李璜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书中，一方面表现出对史学科学化的向往，另一方面又对此抱持一种怀疑和理性批判的态度。余家菊回国后与教育界同行合力发起一场教育学科学化思潮。余家菊认为对调查法、实验法等实证科学方法的运用应是有限制地、有条件地，表明他虽然追求教育学的科学化，却成功地避免了科学主义的陷阱。另外，受“收回关税权”运动的感召，醒狮派将西方国家经济学传入国内，旨在增强国人“关税自主”的意识。　　 第三章论析醒狮派的“国家至上”思想。黑格尔、新黑格尔学派以及勒南等人的国家学说，构成了醒狮派“国家至上”思想的西学来源。醒狮派的“国家至上”思想虽源于、但并不尽同于黑格尔等人的学说。原因在于，醒狮派根据中国传统思想和现实需要对黑格尔等人的学说进行了改造和发挥。与其西方原型相比，醒狮派“国家至上”思想具有“‘托古’的表述策略”、“大同的终极目标”、“侧重国民义务的‘公民民族主义’”等内容与特点。透过醒狮派的“国家至上”思想，可以发现西方国家主义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