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且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要将两种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在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般有两种策略：即以原语文化为中心的异化策略和以译语文化为中心的归化策略。当运用归化异化策略进行两种语言之间、文化之间交流时，如何把握好二者关系，给译者留下很多困惑和疑窦。本文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用辩证方法探讨文学翻译中如何正确对待异化归化主次关系的问题。 本文第一章探讨文化、语言和翻译的关系； 第二章提出异化和归化是处理语言间特色文化转换的策略，并对其予以界定； 第三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异化归化的主次关系。首先陈述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中的相关理论，然后结合翻译实践来证明二者的关系。本文选择张经浩和孙致礼两位译者的《傲慢与偏见》的译本进行翻译实践对比，其中，张译本偏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而孙译本偏向于采用异化法，并引用了大量例子对两个译本进行比较分析证明归化和异化在不同情况下的价值所在。从字词句层面对两个译本在语言表达、文化传达和文学效果方面进行评价，得知以异化为主的孙译本更能保留原作的风格特征、文化意象以及文学功能。 最后基于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与实践例证的基础，利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观全面地分析二者辩证关系。 通过文本比较分析，作者得出结论：矛盾有主次之分，异化归化这对矛盾也有主有次，在文学翻译中应以异化为主归化为次，二者互为补充。在文化传达上，为了让读者充分理解原语文化，异化译法应作为主导译法，归化译法则仅仅应在不能采用异化译法时作为辅助手段使用。 论文对加强文化翻译策略的进一步研究，应该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