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期的维多利亚社会,因其顽固而僵硬的维多利亚道德,矛盾重重,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滞后性和消极性。加之奥斯卡·王尔德本人独特的“边缘”性体验,在整个社会与道德的约束中,只能在创作中突破其界限。王尔德以怪诞、闹剧的形式暗示社会问题,在其作品中,真理与假象、理性与幻想相互交织,把读者从固定的习惯与逻辑中解放出来,达到内容、风格、形式的狂欢。本文以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为依托,结合维多利亚晚期的时代背景,与王尔德本人的个人体验,挖掘王尔德主要作品中的狂欢因素,揭示蕴含在其中深刻的狂欢内涵。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层层论述,来证明王尔德艺术创作的狂欢化。第一部分以“狂欢”为线索,对西方文学史上“狂欢化”文学传统进行了简单梳理。尼采的“酒神精神”作为“非理性”的重要体现,与巴赫金的“狂欢”精神密切相连。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酒神祭祀的古希腊戏剧,因此具有狂欢仪式的宗教内涵,达到狂欢化文学的第一个繁荣。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人文主义精神,狂欢仪式进一步繁荣成为人们摆脱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束缚,实现了除了文学、艺术之外的生活的狂欢化,这一时期的代表就是莎士比亚这样世界级的大师。本文进而提出由于17、18世纪理性主义的压抑和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束缚和科学进步,“酒神精神”在19世纪末再次苏醒,迎来第三次狂欢,而王尔德就是这一时期的先行者这一假设。接下来的三个篇章中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证这一假设：王尔德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如果说19世纪末的维多利亚统治促进了狂欢的再次复苏,那么唯美主义运动则提供了其实践的土壤。王尔德首先是一个坚定的唯美主义者,其次才是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唯美主义观点成为他生活与创作的理论基础。然而,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主张已具备了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内涵：生活艺术化,悖论,全民性,对话理论,两个世界等等。这一切证明王尔德的作品作为狂欢化文学的体现,是完全可能的。本文后两个篇章中,以《道连·格雷的画像》和其戏剧作品,主要以《认真的重要》为例,分析了蕴含在其中的狂欢因素,以求再次佐证,王尔德的艺术创作的确成为了19世纪末狂欢化文学开始复苏的前奏曲。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本文希望通过对王尔德进行狂欢化研究,尝试为王尔德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引发对王尔德及其作品的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