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后的国际海洋秩序历经多次深刻变化,不仅传统海洋强国之间对海洋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而且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也纷纷提出自身对海洋的战略构想,一时间原被传统海洋强国所主导的旧国际海洋秩序发生了颠覆性改变,新旧国际海洋秩序发生激烈碰撞,复杂难调的国际海洋争端此起彼伏。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设计出一套争端解决机制,相应地针对不同的争端类型可适用不同的争端解决方式,更是在充分尊重成员国“国家主权”基础上适当增加“强制性”因素,从而增加了海洋争端得以和平解决的机率。本文将以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强制调解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其是指争端一方在满足《公约》第二九八条设置的前提和条件下向争端另一方提起的调解程序,尽管调解的结果对争端各方没有法律约束力,但调解程序的启动和推进则体现着“强制性”,即调解程序的启动与推进与否不以争端一方的拒绝意志为转移。该制度的特征在于程序启动和推进的“强制性”与争端解决结果的“无强制性”相结合,足以显现出制度设计和形成过程中的妥协与让步。“强制调解程序制度”首次得以适用是在“东帝汶与澳大利亚强制调解案”中,尽管该案中调解委员会的报告及建议对东帝汶及澳大利亚没有法律约束力,但调解的过程与结果仍旧促成了两国争端的和平解决,因而“强制调解程序制度”作为上述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一项创新设计和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公约》在解决特定海洋争端领域的适用空间。从现实意义出发,对该制度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启迪我国不断加强自身风险防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