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合作式治理模式的兴起,行政允诺等新兴行政行为的应用日趋频繁,在招商引资、征地补偿、市场优惠以及人才引进等各个领域都能觅得其身影。早在2004年,最高院发布的《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便将行政允诺定型为独立的行政行为,单独列为案由之一,从此行政允诺拥有了独立地位。但是,我国的行政允诺及其司法审查制度并未就此确立,甚至尚未形成框架性的规定,时至今日,有关行政允诺的概念、性质、行为结构、司法审查规则及审查标准等基础性问题都尚不明朗。行政允诺行为的广泛应用伴随产生的便是由于允诺不兑现引发的纠纷数量增多等问题,这导致公权力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两方矛盾尖锐、关系紧张,也揭露出这种境况下隐含的行政机关信用危机。第一章是本文的基础理论部分,目标是对文中涉及的关键性概念进行厘清。行政允诺是对特定或不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做出的具有单方意思表示的授益性行政行为,在结构上属于“允诺+回应”的复合式行为模式。基于行政允诺行为结构的复杂性和法律依据的欠缺,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一般审查标准难以直接适用于行政允诺案件中,细化设置行政允诺司法审查标准的必要性由此凸显。一套细化的行政允诺司法审查标准将对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建设诚信政府的目标、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帮助法院准确裁判案件具有重要价值。第二章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目标是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行政允诺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及原因。核心问题有二:第一,未形成对行政允诺案件的统一审理规则,面对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做出的行政允诺,部分法院以其作为审查内容进行合法性认定,部分法院却默认行政允诺行为本身即具有“法源”之地位,而略过此部分的审查直接进入判断相对人行为是否符合允诺规定的审查思路;第二,审查内容不明、审查依据缺失以及行政合同、行政允诺混同等原因导致各个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也呈现出极大的标准不统一状况,这表明行政允诺的司法审查标准亟待进一步细化、梳理和完善。行政允诺的审查标准是一系列综合的标准,行政允诺从形成到履行的各个环节都应在诉讼过程中加以判定。在此基础上,行政允诺的司法审查标准应当分为前提判定、定性判定及补救判定三个方面。第三章“行政允诺的前提判定”是本文提出的第一重审查标准,解决行政允诺是否应当被履行的问题,审查对象是行政允诺法律关系的效力。完整的行政允诺法律关系由行政机关做出的“允诺”和行政相对人做出的“回应”两个行为构成,当特定的事实发生时,行政允诺法律关系将发生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转换,法院应在分别判断这两个行为合法有效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是否已经形成了包含有特定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这构成对后续不履行行为审查的前提性步骤。对允诺行为的审查标准主要包括是否合法、是否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是否违背法的禁止性规定,基于行政允诺的授益属性,其合法性审查只遵循最低限度的法律保留原则即可;对回应行为的审查标准主要包括是否合法、是否符合允诺要求的条件以及是否诚实守信。第四章“行政允诺的定性判定”是本文提出的第二重审查标准,解决行政允诺不履行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审查对象是行政允诺的实际履行情况。法院自此转入“法定职责之诉”的审查思路,即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允诺属于其自设义务,实质上构成其法定职责来源之一,因此应履行允诺而未予履行的属于违法行为。未履行主要包括未实际履行和未实际完全履行两种样态,前者的司法审查重心在于从形式上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在存在拒绝、拖延履行等行为,后者则主要从实质上判断行政机关履行行为的法律效力是否完整。第五章“行政允诺的补救判定”是本文提出的第三重审查标准,解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救济问题,审查对象是相对人遭受的实际损害及其损害程度。根据“允诺行为的法律效力”、“允诺未履行行为的法律效力”以及“继续履行是否仍有实际意义”三项具体标准综合判断应当采取何种司法救济路径,主要有:责令履行(在仍可履行情况下)、做出行政赔偿或补偿(在已无法履行情况下)和采取补救措施。同时,变更判决也应在行政允诺案件中有适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