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取消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这表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迄今为止,我国货币当局推出了以Shibor、LPR以及国债收益率曲线为代表的货币、债券及信贷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并灵活运用常备借贷便利(SLF)等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来推进利率走廊调控,这一系列措施表明我国货币政策正在从数量型调控向利率型调控转型,符合"十三五"规划对金融领域改革所提出的要求。本文主要研究了市场基准利率与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相关性。为此,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市场基准利率的形成机制以及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标准,进而分析了我国人行选取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行性。其次,本文对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按照从操作目标到中介目标、再到最终目标的时间顺序进行详细分析,其中从操作目标到中介目标的利率传导机制又依次从"央行至货币市场"以及"货币市场至资本市场"两个角度进行研究。然后,本文以2007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主要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及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研究了 Shibor与经济增长(GDP、消费、投资、出口)以及物价稳定(CPI)之间的相关性,并在模型中加入货币供应量M2指标作为对照。结果表明,Shibor与GDP、CPI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但脉冲响应的反应路径并不显著。因此,虽然我国存在从央行到实体经济的利率传导机制,但仍不够通畅,有待继续监测。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虽然从理论角度看存在并且符合逻辑,但实际发挥的作用仍较有限,市场基准利率指标与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微弱,故在当前经济转型期间,货币当局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兼顾数量型指标和价格型指标,同时继续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培育健全成熟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切实加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