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双语政策的失衡在1987年始出现,为此华文学习一直在课程水平和实际社会需要之间徘徊、波动。1987年是本地华文教育的重要分水岭,纯粹用华语讲授数学、物理、化学、语文等科目的华校,正式走入新加坡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摆在全体新加坡人民面前。在以英语为主要媒介语的国民型学校里,华文课该如何定位?华文教材该如何编写?华文课程该如何教和学?华文的程度该如何界定和把握?新加坡社会对华文学习的看法、检讨,从1991年之后的检讨就从未间断过。这些检讨主要集中在华文本科地位、语言教学、文化传承和普及华文的课题。单以中学华文教材为例,二十多年来就伴随着国家华文政策的变迁而推出了四套教材。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学华文教材的编写有哪些优点、经验可以总结?又有哪些教训可以汲取?可惜鲜有论述。即使有少量篇章发表,也多就某个侧面、某个角度、某个层面加以分析,而进行全方位的总结、剖析、反思的著述,几乎没有。至于这几套华文教材其他更重大问题的研究,诸如：主导思想变迁的方向是怎样的,课文教学设计有哪些进展,教学法的引介与淘汰是怎样的,华文等级的考核与评鉴有哪些改进,就更是少之又少了。笔者从1988年开始进入华文教学领域,站在讲台二十三年,不仅感受到国家二十多年来华文政策的改变,而且也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些教学理念,甚至参与到中学的华文教材的编写之中。自感有责任和义务对新加坡中学华文教材来个全方位的梳理和反思。因此,这也正是本文的写作目标和创新之处。在论述过程中,本文摆脱过去一些学者或教育工作者仅就某一个学习课题或一种语文技能加以讨论的做法,而是以新加坡教育改革报告书为线索,集中讨论语文课程标准与语文教材,宏观地突出本地华文课程与学习检讨举步维艰的原因、整理课程规划对华文学习所做的预设和定下的目标、展现教材资源,如教科书和相应教学资源的沿承与改进、反映课程从机械式规划到对学习者和对形成性评估的重视。在这些努力基础上,本文展望二十一世纪新加坡中学华文学习应走以任务型学习和语言交际能力模式相结合的方向。只有从交际语境的创设和交际策略的融合着手,才能更好的提升学习者的语用能力。本博士论文共五章。各个章节努力尝试剖析本地不同阶段华文学习的情况、挑战和相应的改革措施。第一章,概述语言学理论、语言学习理论与教学法,和新加坡各时期的语言教育改革的关系。本章也重点分析过去学者研究对新加坡双语政策的讨论和分期,为本论文构建起讨论的框架。内容着重讨论新加坡社会语言的复杂性,以及1987年国民型学校出现后,政府和华社对华文课程水平和内容的设定的原则。在确立语文政策之余,本章也点出政府一般通过哪些途径,如放宽修读母语条例、再规划课程、重新编写教材、塑造语文环境来保持课程学习的适宜性和实用性。第二章重点讨论1978年《新加坡教育部报告书》(亦称《吴庆瑞报告书》)为编统中学华文课程的起点。报告书主要是针对当时双语教育的“浪费现象”,进而提出分流教育。中学华文课程在分流教育的大前提下,规划有特别课程、快捷课程和普通课程。然而,分流教育以学生小六离校毕业考总成绩的进行分班的做法,导致语文课程、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不协调的流弊。第三章的重点探索自1956年殖民地政府确定双语政策为新加坡教育的基石起至1986年近30年的语文发展,以英语为主的社会大环境日益成熟,典型华文学校逐渐式微而统编全国学校势在必行。随着学校的编整,课程与教材也重新编定,以期更好的平衡国家语文政策的需要和照顾学生学习华文的要求。这时期折射出华语文学习从第一语文转为第二语文的摸索和适应。第四章关注的是自2004年以来新加坡中学华文教育发展进入稳定期的基本情况。不少本地学者在上世纪末开始意识到,华文在新加坡作为第二语言学习没有多少先例可循。此外,华文学习也应属于海外华文专科领域。因此,这时期一般的认识是,本地华文既带有近似母语的地位,也有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教学特性。在二语习得理论和汉语外语教学的基础上,本地华文教育工作者致力追求华文教与学的素质。第五章主要阐明社会和学校对语文能力认知的不同,导出对语文课程目标和对毕业生语文能力的诸多挞伐。2010年的母语检讨对语言交际能力的提出,回应多年来课程对“语用”的要求。在整理近二十年的华语文改革经验上,本文提出任务型学习和语言能力交际模式融合的建议。结语部分,展望未来英语作为主要家庭用语的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下去。然而,于1999年为照顾学习华文有特别困难的学生而设的华文B课程,虽然社会舆论看法不一,但它让争执不休的华文课程水平课题画上休止符。在华文已经普及的基础上,本文建议未来为华文(快捷)课程学生编写的教材,可以大胆地向过去第一语文的要求靠拢,为学生奠下厚实的语文基础,以备将来发展之需,落实“保底不封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