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重庆市旅游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矛盾依然突出。以39个区县为基本研究单元,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绝对集中指数、首位度、位序-规模分析、空间重心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灰色预测模型等多种数理统计和计量模型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了2000～2012年间重庆市旅游经济在规模结构、增长情况、综合水平等方面的空间差异情况,预测了空间差异的未来趋势和警戒水平,探究了空间差异主、客观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理,提出了空间协调发展的原则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2年间,重庆市南部区域旅游经济规模较北部区域大且规模差异稳定,西部区域较东部区域差异大但规模差异不断减小。旅游经济规模空间绝对差异在研究期内显著扩大,预计2018年将达到公平与效率并重的“最佳状态”,其后将突破警戒线；空间相对差异在研究期内始终位于警戒线之上,但差异水平逐渐减小,预计从2018年开始进入“无警”状态。地带间差异、地带内差异分别在研究期前、后阶段构成空间总体差异的主因,未来缩小重庆市旅游经济规模总体差异应把促进地带内旅游经济平衡放在首位。旅游经济位序-规模分布由首位分布型逐渐向集中分布型演变,空间极化格局由低集中寡占型逐渐转变为竞争型,县域旅游经济规模集聚的空间结构逐渐趋于合理。旅游经济重心位于渝北区和巴南区相邻的长江两岸区域,与空间几何重心的偏移距离为36～57km,主城核心区对偏移起绝对作用。(2)研究期内重庆市旅游经济绝对增长差异总体平稳下降,相对增长差异在小幅波动中保持平衡；西北部和东南部在2000～2005年间增长较快,南部和东北部在2006～2012年间增长较快；渝中区对全市旅游经济规模增长具有强有力的带头作用,但顶头优势有所减弱；垫江县、城口县、大渡口区的旅游经济规模增长极为缓慢。2000～2005年间重庆市旅游经济增长中心为北碚区；武隆县因其“强资源,高定位,大投入,大营销”的优势成为2006～2012年全市旅游经济增长中心。(3)研究期内重庆市各区县旅游经济产业地位的空间绝对差异整体呈上升趋势,空间相对差异整体较为平稳；渝中、南岸、巴南、北碚等4个区县旅游经济产业地位类型始终为“大规模,高地位”；沙坪坝区、渝北区、万州区旅游经济规模较大,但产业地位偏低；超过半数区县的旅游经济产业地位类型为“小规模,低地位”。重庆市2006～2012年间旅游经济质量总体低效且空间绝对差异十分明显,空间相对差异整体较小,二者均呈现出先增后减态势；渝中、江北、巴南、永川、武隆等5个区县的旅游流质量类型为“大流量,高流质”,超过半数区县为“小流量,低流质”。(4)2006～2012年间重庆市旅游经济综合水平等级极高的区县为渝中区,高的区县为武隆县,较高的区县为北碚区、南岸区,旅游经济综合水平一般的有沙坪坝、九龙坡、江北、万州、万盛、巫山、巴南、永川、大足、渝北、丰都、南川、奉节、石柱、江津等15个区县,其余20个区县的旅游经济综合水平为低等级。四大地带的旅游经济综合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都市旅游核心区、渝东南民俗生态旅游带、环都市休闲旅游区、长江三峡黄金旅游带;各地带内旅游经济综合水平最高的区县分别为渝中区、武隆县、万盛区、万州区。未来缩小重庆市旅游经济地带间差异的着力点是提高长江三峡黄金旅游带的旅游经济综合水平。(5)重庆市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形成是产业结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区位条件、城镇化水平等客观因素和旅游产业定位、政策措施执行力度、社会经济宏观政策等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主观因素中,旅游经济基础较好的区县旅游产业定位普遍较高,高效的旅游产业政策执行力对旅游经济增速存在促进作用；社会经济宏观政策通过对客观因素的影响间接作用于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形成。在客观因素中,产业结构水平对重庆市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影响作用最为显著,其次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交通及区位条件而言,高禀赋的旅游资源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仍是刺激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基本动因,城镇化水平对旅游经济空间差异影响最弱。(6)重庆市旅游经济空间协调发展应遵循“政府主导,统筹规划；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因地制宜,优劣互补；生态文明,包容发展”的原则；构建“一心一环两带”旅游业发展空间格局；整合资源,将巫溪县培育成重庆市旅游经济新的增长中心；加强政策保障,适度倾斜落后地区；完善旅游统计,建立旅游经济空间差异预警机制。各区县特别是旅游经济落后区县应优化产业结构,增加第三产业投入力度；明确旅游产业定位,加强旅游产业政策执行效力；地域相邻、旅游资源趋同的区县应打破体制障碍,加强区域旅游合作,依托路网体系,构建跨区域特色旅游产品或建设无障碍旅游区；建设和完善交通等基础设施,增强旅游目的地的可进入性；加大产业融合力度,促进旅游业与城镇化建设、现代农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