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讨论的“新小说”,是指在1902—1911年间,响应“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以“新民救国”为主旨而创作的小说。无论是创作主体,传播方式,读者群与读者意识,还是题材类型,文本世界、表现手法等,“新小说”都呈现出与传统小说迥然有别的“新”风貌。本篇论文对“新小说”的研究,始终围绕“新小说”的上述“新质”展开。论文共六章。第一章分析“新小说”的生长语境。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整个社会维新思潮激荡,天演进化观念深入人心,为“新小说”的兴起准备了思想基础。上海等近代都市的崛起,城市市民阶层的成熟,印刷出版事业的发达等,都与“新小说”的兴起密切相关。而“小说界革命”的发生则是“新小说”兴起的直接和根本原因。“小说界革命”作为维新运动之一端,对小说政治功利性的强调遮蔽了小说的文学性。第二章是“新小说”作家研究。“新小说”作家群可以被分为后先继起的三代:“新小说”的倡导者是一批职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他们从事“新小说”创作,主要目的不在文学而在政治。继他们而起的是历史上第一批职业作家,身处中西、新旧的冲突融合中,在传统士大夫“心怀天下”的精英意识与“以文谋生”的商业关怀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随着小说市场的渐趋成熟,作家的职业化也趋于完成:身份认同由“精英立场”转到“民间立场”,政治功利主义让位于经济功利主义。从这个角度看,作家职业化的过程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新小说”衰变的过程。第三章以“一部‘大说’,两套话语,三个标志年份”来描述“新小说”发展概貌。第一,“新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沿袭了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政治小说的路数,对思想的热情淹没了对情节、语言、结构的经营,“新小说”成为一部“大说”。第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选择,其实是对文化的选择。“新小说”的语言基本采用白话,但“新小说”家对白话与文言的微妙态度,“新小说”期刊反复声明的“不拘文言白话”显示了他们置身传统、现代之间自身文化选择的犹疑。第三,在“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中,有三个标志性的年份:1903年,“新小说”成就最高;1906年,“新小说”出现新变,启蒙意识开始淡漠,言情小说成一时之盛。短篇小说重新崛起;1909年“新小说”辉煌谢幕,曲终人散。第四章着重探讨“新小说”的题材类型的变化与期刊杂志的关系。“新小说”的类型繁杂,但以小说题材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尤其具有代表意义。“新小说”的题材经历了从“大”——政事、国事到“小”——家庭、儿女,从启蒙新民到娱乐消闲的变化,反映在小说类型上,就是政治小说等的衰落,社会小说的流变,写情小说的崛起等。期刊作为“新小说”最重要的物质载体,其宗旨与理念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了“新小说”类型的变迁。第五章研究“新小说”的读者群与读者意识。“新小说”的“新”小说——“新”民——“新”国的思路,决定了对读者的重视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新小说”对读者投入了诸多关注,并采取了种种策略。但“新小说”的实际读者与“小说界革命”倡导者拟想中的读者的错位,使得他们的读者关怀颇有些纸上谈兵、自说自话的尴尬,“新小说”铸造读者的期望落空,相反,“能动的、建设性的”读者却对“新小说”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成为“新小说”的终结者。通过对“新小说”读者进行的研究,使得“新小说”的流变与衰微在读者这一维度亦得到清晰呈现。第六章“新小说”文本分析,注目的仍是“新小说”的“新”品质。从文本看,“新小说”之“新”主要体现在:第一,“新小说”文本是晚清社会的全景式展示,容纳了大量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意义。其中大量新异的名词、新奇的事件、新鲜的人物、新锐的观念、新兴的知识、新颖的想象,大大拓展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审美空间,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审美感受。第二,“新小说”对西洋小说叙事手法的借鉴、模仿,是传统小说迈向现代小说的第一步。“新小说”因而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在此意义上,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判断依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