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采用共变法、参与式观察法和访谈法分析华北常村的经济-社会变迁(1982-2016)的原因与特点,而常村的时空变迁是其经济-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1982年常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劳动力的组织形式,提高了小农生产的积极性而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然而,农村过多的劳动力依然堆积在农业上而缺乏就业机会,小农经济在生产方面内卷化。乡土发展时期(1995-2000),由于常村农业基础生产条件的改变和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小农摆脱了温饱问题而开始追逐利益,种植经济价值高的花生和杨树。小麦-花生轮作的统一模式形成。由于小农依然没有外在的就业机会,这一时期的小农经济呈现内卷化的倾向。直到新乡土时期(2000-2016),过多的劳动力才从农业上解放出来,大批地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与此同时,常村的小农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选择种植经济价值高的果蔬。大葱、甜瓜和油桃成为常村小农长期稳定的选择。常村的小农经济没有出现劳动和技术双重密集的特点,也没有出现“资本化”的特点。小农根据自身的生产条件进行合情合理地选择,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小农经济呈现“去过密化”和“非资本化”的特点。流通领域的小农经济从乡土时期到新乡土时期也发生了深刻地变迁。乡土温饱时期大部分农产品不流入市场,乡土发展时期大部分大部分农产品为流通全国的商品,而新乡土时期部分农产品流通地方性市场,农产品的流通呈“去商品化”的趋势。小农在乡土时期不卷入市场而到新乡土时期卷入市场,并且与农产品的“去商品化”特点呈相逆的趋势。其他资源却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商品化的特点。从乡土到新乡土时期,劳动力流入全国性或地方性市场,机械资本在地方性市场内流动,而土地在常村范围内实现区域流转。流通领域的小农经济行为同样不是自由竞争的理想模式,而是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常村经济的变迁是其社会变迁的主要诱因。乡土时期,常村社区的规模因人口的增长而扩大;新乡土时期,常村社区的规模又因人口增长的下降而呈缩小趋势,而人口的大量外流最终造成常村规模的缩小。从乡土时期到新乡土时期,常村小农工作的多样性导致常村社区内部松散化,而同样由于业缘的关系使常村与其他村落、县镇之间互动增多,呈“区域紧密化”的特点。常村小农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总体上也因工作的异质性而呈现疏离化的特点,而在部分小农之间由于共同困难的经历而使小农之间变得亲密化。经济的发展,小农工作的多样性还造成了小农之间的分化。年龄和性别是小农职业和收入差别的两个主要因素。另外,常村经济-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就是时空变迁。社会结构与时空结构具有同构性。常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意味着时空的结构化。新乡土时期形成了四类新的时空:打工时空、雇工时空、租赁时空和销售时空。它们及其他小农工作时空之间凭借个体时空的跃迁而相互影响,并受到自然时空的制约。社会时空的变迁不仅只有发展模式,还有其他模式。本文将提出时空跃迁的三种模式:时空超越、时空平移和时空越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