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地方政府探索“以社治社”,优化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的创新型实践,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但是,以往关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研究大多基于枢纽型社会组织引领专业类社会组织以及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展开,关于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专业类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研究甚少。实际上,枢纽型社会组织运作情况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其与政府互动关系的优劣,更取决于枢纽型社会组织与其“下属”,即专业类社会组织的互动情况的良性与否。静安区作为上海市中心城区,在社会组织建设与治理方面一直走在上海乃至全国前列。本文以静安区枢纽式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的核心——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以下简称“社联会”)为研究对象,以法团主义作为理论视角,运用访谈、参与观察等研究方法,探寻“社联会”与专业类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形成因素与方式,剖析互动的内容和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双方各自角色和互动影响因素,以期总结出互动过程中的法团主义特征及其相关困境。本文首先梳理了静安区社会组织枢纽式管理模式。该模式基本架构可以称为“1+14+X”,其中“1”是指区级“社联会”,是枢纽型管理模式的中枢,处于核心地位;“14”是各街道(镇)所辖范围内成立的所有社会组织的“枢纽”(各街镇“社联会”);“X”是各专业部门和系统组建的“社联会”(劳动、教育、文化、卫生),由此,构成了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整体,区级“社联会”是“枢纽”组织的核心和中轴。本文通过研究社联会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专业类社会组织关系发现,两者间互动形成主要基于社会公共服务多样化需求、社会组织建设客观需要、枢纽型社会组织精英个人意愿和努力等相关因素。同时,互动关系的形成方式主要包括“社联会”通过每月制度化排摸主动联系,通过中介组织或个人建立联系,以及专业类社会组织主动与“社联会”建立联系。总体来看,这其中以“社联会”主动联系和通过中介组织或个人建立联系的情况居多,专业类社会组织主动联系“社联会”的情况相对比较少。由此可以看出“社联会”在互动建立过程中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社联会”与专业类社会组织互动内容丰富多样,主要包括公共服务项目合作、社会矛盾调解、政府职能转移需求承接。互动路径则包括专业类社会组织将自身人才资源纳入枢纽式管理体制,通过各社会组织专业联盟和公益活动进行互动,以及通过中介力量进行互动。根据互动紧密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强互动和弱互动两种模式。强互动主要存在于“社联会”和自身实力较弱的专业类社会组织之间。弱互动主要展开于“社联会”和自身发展较好的专业类社会组织,和由于各种原因自身尚未充分发育的专业类社会组织中间。决定互动强弱的因素主要是专业类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和发育情况。在互动过程中,双方分别需要各自形塑自身角色。其中,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角色主要有专业类社会组织引领者、为专业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者、协调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者、协调社会组织内部关系者。专业类社会组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角色相对于枢纽型社会组织分别为初期的依赖者,以及中后期的合作者和反哺者。影响双方互动的因素则包括“社联会”与专业类社会组织间关系平衡,政治、人才、资金等资源配置,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在双方互动过程中,相对而言,“社联会”占据主导,专业类社会组织的自主权和话语权较弱。“社联会”与专业类社会组织在互动过程中体现出较鲜明的法团主义特征,具体体现为:一是,“社联会”与专业类社会组织互动建立在政府主导基础之上,而非自发形成。二是,互动过程遵循政府-“总枢纽”(“社联会”)-“子枢纽”(街镇和专门条线系统“社联会”)-专业类社会组织的互动层级,自由度欠缺,“国家”通过“社联会”这一中介“控制”其他社会组织。三是,“社联会”在与专业类社会组织在项目合作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也就是说,在专业类社会组织出现困难之时,往往先由“社联会”了解情况后向政府反映,最后政府与“社联会”协商后提出解决方案。在这其中,“社联会”处于“承上启下”的核心地位。四是,“社联会”将社会组织的诉求传递给政府,再争取转化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起到上传下达的中枢作用。这种法团主义特征所导致的困境则是政府主导的规范性不足、互动的层级结构所导致的行政化倾向、“社联会”作为互动核心的垄断性可能和“社联会”代表专业类社会组织表达诉求的代表性质疑。同时,本文也发现,这种法团主义特征是不完全和非典型的。一是,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也承担类似“社联会”的“枢纽”作用。二是领导人选择正逐渐由政府指定过渡为“社联会”从具有专业社会工作背景的社会组织领军人物中自主挖掘人才。三是“社联会”在代表专业类社会组织表达诉求方面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和自主性。基于此,本文认为,双方的互动关系体现出一种特殊的法团主义特征。对于这种互动中特殊的法团主义特征,可以用“国家法团主义”和“社会法团主义”模型来分析。“国家法团主义”是国家作用占据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关系,“社会法团主义”是社会力量占据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秩序。本文分别将双方互动过程与国家法团主义和社会法团主义对照,发现“社联会”与区内专业类社会组织的互动体现出介于国家法团主义和社会法团主义之间的特征。关于法团主义,以往多数学者认为国家法团主义对社会组织主要是消极影响。但基于对静安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调查,本文认为国家法团主义特征有助于拉近政府与专业类社会组织距离,有助于政府更好了解社会组织需求,专业类社会组织更方便寻找到与政府合作的渠道。因此,在“社联会”与专业类社会组织互动过程中,适度保留国家法团主义特征,有助于政府和社会组织双方更好了解彼此信息。而进一步,社会法团主义特征有助于发挥专业类社会组织力量,提升其自主性和活跃度。故而,将社会法团主义与国家法团主义相结合,更有助于克服国家法团主义弱点,推动走出前述规范性不足、行政化倾向、垄断性可能、代表性存疑等相关困境。与此同时,讨论法团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以基于静安观察认为,如适度减弱国家法团主义色彩并逐渐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专业类社会组织进一步活跃,则“社联会”的未来存续会存在一定的影响,进一步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组织生态发生相应变化。最后,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认为政府、枢纽型社会组织和专业类社会组织都要有所作为。对政府而言,一是要进一步为枢纽型社会组织让渡空间,二是要健全法律法规,三是要完善资金保障。对枢纽型社会组织而言,一是要进一步提升自身服务专业类社会组织的能力,二是要加大对专业类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三是主抓宏观层面的引导,即“抓大放小”,四是强化人才保障。对专业类社会组织而言,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二是通过完善社会服务项目提升自身影响力,三是加强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情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