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代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泛起，基础设施建设与更新的速度、规模也突飞猛进，而某些基础设施在带来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却给其周边民众带来环境危害与心理恐慌，迫使其为自身利益而反对设施的兴建。如今，因基础设施选址而引发的邻避行动（not in my back yard，取其首字母组合NIMBY，音意结合翻译为“邻避”）已是世界性难题。近年来，国内的邻避行动事件在数量上日渐增多，在范围上逐渐蔓延，引起较大社会关注的事件有怒江水电项目，广东番禹废弃物焚烧场与北京西二旗餐厨废弃物处理场项目，京沈高铁项目，厦门、大连、宁波、茂名PX项目等。综合来看，邻避行动有较为显著的共性与特征，找到一条结合本土实际，能够有效降低邻避行动带来的社会、行政成本，实现各方共赢的治理路径，不仅要求政府积极探索，也值得学界深入研究。此文尝试从邻避行动的相关概念界定辨析着手，从社会冲突、文化心理的角度解构邻避的生成机制，分析政府与社会在邻避行动应对中的困局，进而提出治理邻避行动的可能路径。在邻避研究方面，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此文从治理的角度作了探索，对邻避的相关概念予以界定，厘清邻避设施、邻避态度与邻避行动之间的关系。邻避的核心是利益受损，但邻避行动的生成与不断升级，有其一般规律与特殊背景：理念层面，对邻避现象的社会认识过于负面，邻避设施选址理念落后；制度层面，专家型决策体制与家长式决策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与不畅使风险积聚；技术层面，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控制远远不够，政府主导建设使自身站到了冲突的核心地带；文化层面，社会信任的缺失与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是使问题难解的深层因素。此文提出了政府应对邻避行动的基本思路：平衡利益、完善制度、重建信任；具体来说，要对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进行治理，要实现项目建设信息的全面公开，要吸收多种社会组织的参与，要合理规划城市功能区与大型项目，要考虑对利益受损群体进行多种补偿，要运用有效的协商途径，要进行项目落地前的模拟政策博弈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