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呈现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严苛。第一，在执法过程中，对于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相关地域市场界定过于狭窄，当事人并不必然占据支配地位；具体行业大多集中于自然垄断行业，垄断与公共物品缺失不同的逻辑起点，加之我国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自然垄断行业并不适宜反垄断；处罚单纯集中于罚款，忽略了和解等非正式手段的应用；垄断类型的规制集中在转售价格维持和搭售，而此类行为在国外反垄断理论和实践中已经很少被谴责了；对企业合并的规制中，一些在欧美均予以通过的合并申报案件，在我国却被附加行为性救济措施，欧美国家采取结构性救济措施时，我国却另行附加行为性救济措施。第二，与反垄断执法相反，反垄断司法却极少认定当事人构成垄断行为，因而产生了适法冲突，另外，在执法体制尚未完善之时，我国热衷于完善反垄断诉讼，浪费了有限的实施资源。第三，在反垄断法通过初期，缺乏基础性的竞争倡导工作，目前实施机关自身对反垄断法研究尚待加深，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仅处于初步阶段，企业合规制度建设欠缺，全社会的竞争文化薄弱，协调、指导性的反垄断指南出台缓慢。总之，在反垄断法实施的初期阶段，我国忽视了竞争倡导的基础性作用，转而严苛执法和司法，反而无法取得有效的规制效果。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整个社科领域的基本问题，公共物品、负外部性、妨碍竞争、信息偏在等市场失灵不会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理论的提出消失殆尽，但是在“市场决定”理论下的政府弥补市场失灵需要适度干预。反垄断法作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重要法律，甚至被冠以经济宪法之名，其制裁措施特别严厉。而竞争作为抽象性概念，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变迁，对垄断行为的规制也不断变化。我国市场经济并非自发产生、执法资源有限等问题，与反垄断执法的基础存在较大的差距。风暴式反垄断执法容易产生假阴性和假阳性两种错误，坚持谦抑性理念是目前实施反垄断法的缓和选项。因此，在反垄断法视域下，应当从适度干预转换为谦抑干预，即严格限制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尽量采用替代性的手段规制垄断行为。　　为更直观的呈现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严苛性，通过对域外反垄断法实施的现今和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得出结论，目前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较为宽松和放任，相对而言欧盟较为严格和积极，然而他们在整体上的实施趋势是逐渐宽松的，即便是欧盟，执法机关为克服简单威慑的弊端，逐渐通过竞争倡导的方式规制垄断行为。然而世界两大反垄断法体系美国和欧美在实施初期，由于各方面条件并不完善，实际上并未处理多少案件，目前通过反垄断法的国家（地区），如香港在实施初期的重点即是竞争倡导工作，而非反垄断执法。因此，反垄断法实施有其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和资源基础，我们得出启示：反垄断和行业监管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在市场经济并不成熟的前提下，自然垄断行业更适宜行业监管；无论是放任亦或积极的反垄断法实施，在实施初期均应当将竞争倡导摆在优先位置；反垄断法的实施体制的选择上，公共执法相比私人诉讼更加适合。我们无法跳过这些阶段转而直接严苛规制，无疑会招致诸多错误风险。　　垄断无疑是有害的，反垄断也成为全球的共识。反垄断法通过以来，我国积极推进该法的实施，谦抑性理念之提出绝非抵制反垄断法的实施，而是提供了在干预与否两个极端间的缓和选项，改变的仅仅是反垄断法的实施方式和推迟大规模反垄断执法的时间，不变的规制垄断的态度。就当前阶段而言，改善反垄断执法，将谦抑性理念嵌入我国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严格限制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凡是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不必纳入反垄断法调整；反垄断与行业监管作为两种应对市场失灵的制度，在我国现有经济技术条件处于过渡阶段的前提下，并不适宜进行反垄断，对于其中出现的垄断问题应求助于行业监管。第二，尽量适用谦抑的规制手段，包括竞争倡导优先于反垄断执法，执法吸纳诉讼，本身违法原则转向合理原则，经济分析与法律推理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