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自唐初传入中国后,逐渐形成以信仰教育、伦理道德教育、伊斯兰文化知识教育为基础的穆斯林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先后经历了 口传心授式的家庭内部教育阶段、以清真寺为载体的经堂教育阶段以及近代伊斯兰新式学校教育阶段等不同历史时期,逐步变得中国化、世俗化。清末民初之际,以开设学校、创办教育总会为标志的近代中国穆斯林新教育运动拉开帷幕,其中北京地区出现了以王宽和杨敬修两位杰出代表。虽然杨敬修等人在发展新式教育过程中,曾陷入与清政府的扯皮推诿,但并未影响中国穆斯林教育走向现代化的步伐,新式回民教育开始蓬勃发展。1925年由唐柯三、马松亭在济南创立的成达师范学校可谓是此次新式回民教育运动的集大成者,标志着中国伊斯兰现代教育正式开启新篇。1928年济南惨案导致成达师范学校被迫迁往北平办学。在9年的北平办学岁月中,成达师范先后完善自身教学体制和教师队伍,设置特色课程,创建校训校歌,创办《月华》杂志,培养“三长”制实用型人才,形成了属于自身特色的鲜明教育风格。在此基础上,成达师范又以派遣留学生赴埃深造、创建福德图书馆及阿文专修班等措施,推动现代穆斯林教育不断创新,推动了整个回民社区的重构与整合,也让回民族群开始拥有现代国民意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让成达师范陷于南迁桂林的动荡局面。在此流亡办学过程中,成达师生的爱国情怀被彻底激发,他们在艰难复课之余对桂林回民进行广泛社会调查和动员,创作《国家至上》话剧以及大量脍炙人口的爱国救亡歌曲,并积极投身各类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抗战建国”的口号下态度鲜明地表达着自己对于祖国的感情认同。成达师范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表明,回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全民族抗战这一“最危险的关头”,广大回民以其极高的爱国情怀,固守中华民族不可分裂的坚定信念,为近代以来国家的多民族建构贡献了有益助力。随着国民政府逐步将权力下移,成达师范学校也于1941年被迫由私立改为国立,由此引发校长更迭、教师出走、学生罢课等一些列事件,加之1944年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导致成达师范被迫离开桂林,一路辗转迁往重庆,学校发展一度陷入停滞。新任校长薛文波临危受命,在恢复日常教学、重设阿文专修班、抵制三青团入校等一些列措施中让学校转危为安。1945年抗战胜利后,成达师范得以迁回北平办学。但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对回民教育的漠视,改为国立后的成达师范一直处于惨淡经营当中,甚至迁回北平后多次被迫更换校址,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预期的发展。面对新问题的出现,薛文波校长虽然尽最大努力维持了学校的日常运营,但却始终未能找到学校未来的发展方向,最终在1948年与成达师范分道扬镳。在经历国民政府时期的诸多发展困境后,成达师范最终调整策略,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为迎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政权,在新的国家权力到来时找准发展方向,与西北中学、燕山中学合并组成新的北京回民学院,后改称北京回民中学,最终摆脱困境,顺利完成转型,成为北京地区办学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回族学校,至今仍然为整个北京中学教育以及回族教育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作为近代历史上回民知识分子创办新式教育的典范,成达师范的发展过程始终包含着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实践进取精神、开拓创新精神以及团结奋斗精神,其内涵和外延都是十分丰富的。本文以成达师范学校基本档案史料以及各类报刊杂志为依托,主要采取历史学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民族观和宗教观指导下,佐以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宗教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对成达师范学校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梳理,对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进行重点剖析,兼论解放后回民中学的办学成就,从中总结现代回民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分析成达师范在整个办学过程当中的利弊得失,从而为当今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怎样推动回族当代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为如何将伊斯兰宗教教育与当下世俗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有机结合、引导回族学校教育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积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