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代是一个“清谈淡远”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被称为玄学。玄学所讨论的问题是“本末有无”，这一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就是关于本体论的问题。而郭象的“独化”说之所以也被称为“本体论”，那么，必有其所指。本论文的目的，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本体论的角度对郭象的“独化”思想加以分析研究，力求对他的思想作出一个较深的把握，并从本体论的角度给予其思想以历史的定位。首先，“独化”之所以被称为“本体论”，那么，作为“独化”的这一本体论思想是何种意义上的“本体论”？与今天我们所说的西方本体论有何差异？与“独化”之前的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有何不同？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本体论”意义上的“独化”思想时所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一部分主要分两节，第一节比较研究中西本体论的差异，从整个大背景中明确中国哲学中所谓的“本体论”。第二节，站在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角度分析魏晋之前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演化，选取最具代表的道家思想为研究对象。从而延伸到魏晋的玄学思想，旨在“独化”思想的提出。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企图调和儒道，会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他所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有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表现为远离“世务”和“事物”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问题；玄学从王弼的“无”开始，王弼以“无”为本的思辨玄学体系成为魏晋玄学以“本末有无之辨”为主题的发端，但王弼无法解决“无”之抽象义与生成义之间的矛盾；生成义这一维得到落实和展现时，就出现了西晋中期裴頠的“有”本论，裴頠玄学揭示出众有在现象上有的原因、条件，但未寻求和揭示出众有之有自身何以为有的原因、根据、条件的问题，即“有”何以去“物众形”的问题。而当“有”和“无”的矛盾都无法解决时，就出现了郭象的“独化”论。此为文章的第一部分，即“独化”本体论的逻辑前提。那么，究竟什么是“独化”呢？事物何以能“独”、能“化”？其既独又化的内在机制、动因是什么？其“独化”的逻辑结构又是什么？“独化”与“有”、“无”范畴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郭象建构这一体系的方法又是什么？“独化”这一本体论思想在哲学史上和哲学理论上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等等，这些问题是我们在研究“独化”思想时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此为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讲郭象“独化”的内在逻辑构建问题。郭象从“有”开始，经“相因”、“自性”、“玄冥”、“无心”等环节证明存在者是事物的存在形式，即“独化”。从而成功的消解了有与无之间的矛盾，将“有”与“无”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在“独化”的过程中有而无之，无而有之。郭象通过对有、无两者的集成和总结，从而完成了魏晋玄学本体论的逻辑演进。第三部分是给郭象“独化”的评价，主要从历史地位、理论贡献以及理论的不足方面给予合理的评价。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主要是将“独化”本体论放到整个中国哲学本体论思想史里面进行评价。在理论上，他不像王弼那样以“无”为本或裴頠以“有”为本，而是取消了事物之上的“本体”，只承认一个个存在着的事物是具体的存在，主张“即用是体”“用外无体”，即是说实体仅有一个，在用之外是没有单独的体的。这样，郭象成功的消解了有与无之间的矛盾，将“有”与“无”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在“独化”的过程中有而无之，无而有之。郭象“独化”论的成熟标志着宇宙本体论在理论构建上的最终完成。而郭象“独化”说的完成也就奠定了郭象在魏晋玄学时期以及整个中国哲学史上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