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南地区煤炭资源丰富,自古以来民间就有使用煤炭的传统,但规模较小。近代后,随着工业技术的传入和机器运用的发展,煤炭资源作为重要燃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促进了本区域煤矿的开采和煤矿业的开发运营。在近代鄂东南煤矿公司的形成过程中,人员与技术是煤矿组建的核心。近代鄂东南地区矿商群体主要包括地主阶级、中小资产阶级、政府技术官员与洋商买办群体,他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从事煤矿开发;矿工则主要来源于当地农业劳动力,其中公矿的薪资、医疗条件优于私矿。鄂东南煤矿大多为中小煤矿,私矿大多以土法为主,满足自身生活需求或附近市场需要,规模不大;公矿是采取西式机器生产、炼煤的主力,但由于耗资甚巨,大多也土法、西法结合使用。受制度与资本等因素制约,中小型煤矿发展艰难,容易引发纷争或遭资本渗透,以致陷入停产甚至破产局面。在制度层面,清末经历了从矿禁到松弛的转变,且矿业法规不成熟,对外商限制较少,列强趁机巧取豪夺,攫取矿利;民国矿业法规自颁布后反复变动,且关于小煤矿的规定自相矛盾,权威性大打折扣,形成了制度上的无序与混乱,与鼓励实业发展的初衷相违背。在资本层面,政府利用审核机制,对矿商开矿资本进行多方审查,手续繁琐,趁机大肆收取税费,中小煤矿深受政府盘剥,造成严重的资本压力,煤矿不堪重负,破产情况比比皆是。在鄂东南地区中小煤炭企业发展过程中,矿商丁瑞霖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作为公矿技术骨干,同时参与寅山煤矿等私矿经营,历经企业建立、转让、重组,其经历丰富,是近代“学而优则商”的代表,是时代环境与自身特性的集中反映,为湖北工业近代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反映了近代鄂东南地区煤矿的发展面貌。近代鄂东南煤矿业的开发,煤炭资源的外销使得水路、公路特别是铁路得到较大发展,促进了湖北交通近代化,也促使鄂东南地区社会风气由“不屑言商”到“为矿而争、为利而讼”的转变。同时在近代鄂东南煤矿开发进程中,政府对煤炭等矿业的盘剥,使得煤矿业发展矛盾突出、困难重重。